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鉴自己生活，我们一趣读史记。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句孔子的话根据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是引自《春秋纬》，因为这本书已经失传了，只剩下后世学者搜集拼凑的残篇，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孔子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这句话？司马迁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显然为了佐证孔子创作《春秋》的目的，因为空口白话说些大道理是缺乏说服力的，把历史事实当成事例和论据，在适当的地方插入自己的论点，这样可以更深刻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读者也更有说服力。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段对《春秋》这本书的功用大加褒扬，对上位者宣明了夏禹、商汤、周武王三位开国圣君的治国之道，让下位者辨明社会上的人情事理原则，帮助人们区别什么是厌恶，什么是疑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样可以人们更好地下决定，不致于遇事犹豫不决。表彰正能量的事物，憎恶坏的人事，尊崇贤能的人才，鄙贱无能的小人。帮助保存下已灭亡国家，延续起断绝的世代，补救衰败的振兴荒废的，这几件事其实就是扶持一些衰落的家族，让他们的传承不致于完全断绝，这是施行王道政治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古人重视香火传承，认为“君子不绝人之祀”，不能让在天上的祖先，没有了人间香火的祭祀。这也是春秋以前几乎不存在灭国之战的重要原因，周朝初年号称“八百诸侯”也许未必是实数，可见中原地区政权的分散。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经》著明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白天黑夜的交替，春、夏、秋、冬四时的轮转，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所以特别注重变化之道，其实《周易》中并没有五行生克理论，但是后期阴阳家已经把五行和八卦紧密结合，汉代的易学已经不能剥离五行学说了。“《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礼记》列举人伦关系的大方向规则与具体的规矩要点，适合于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记录了早期王朝的一些重要宣言，客观上记录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适合于指导政治行动。“《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诗经》记录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山脉、河流、动物、植物、男女爱情等等如同百科全书，更适合于了解各地人民的生活习俗。“《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乐经》已经完全失传了，我们无法了解这本经典的主要内容，从司马迁的评价上，我猜测应该有明确确立制度的内容，不同等级不同场合规定奏不同的乐器、乐章，可以帮助调和人际关系。“礼之用，和为贵”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调和各种关系，因为明确规定了不同阶层不同场合该干什么，怎么做，只要大家遵守制度，不越位，不错位，自然和谐。“《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经》因为建立了明确的评判标准，特别适合于治理社会事务。这一段司马迁评价了儒家六经的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