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的暑假，没什么事情，就去小姨工作的广东东莞的一个工厂打暑假工。从出生到十八岁，从来没离开过生活的那个县，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暴晒的日头，时来的骤雨，空气中工厂里金属烘烤的气味，粗壮的大榕树从树干上长出的须根落到了地面上，像椰子树一样的棕榈树，热带的各种各样的花草，高楼和房屋，还有陌生的城市和生活，一切都让人觉得新奇和欣喜。
刚到东莞的时候，住在小姨和姨夫他们租住的旅馆里，旅馆有长租房和日租房。我住在日租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个吊扇，一堵矮墙隔出来的卫生间，一根很细的橡胶水管，就是洗澡的设备，租金一天十块钱。在日租房里住了两天，入厂工作的手续办好了，我就搬到了工厂的宿舍里。
宿舍的房间在四楼，四人间的房子已经住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认识我小姨和姨夫，有些憨直的性格，对我还蛮照顾的。另外一个舍友是个矮胖子，看起来有些凶，一直到我离开也没怎么认识。
宿舍楼的一楼是工厂的食堂。食堂充分发挥了制造业工厂简陋节省的风格，食堂里只有一些铝板做成的桌子和长凳。桌子并不光滑，有着金属被划磨的粗糙感。食堂旁是终年油腻的下水道，每次晚上我下班回宿舍，总害怕那突然窜出的壮硕的老鼠。
打工的工厂是台商办的一家铝制厨具厂。虽然说是厨具厂，主要的产品却只是一个糖果机。用铝块融化制成糖果机的底座和机身，经过磨砂和油漆喷涂，再和买进来的玻璃罩子，一些其他的配件，组装成糖果机。小姨就在糖果机制造的最后一个环节的组装车间工作，她托人把我也安排在那里。
糖果机的组装是一个流水线工作，有人负责把底座放在流水线上，有人安装上玻璃罩，有人贴上商标图纸，有人把制成好的糖果机放在纸盒子里。流水线的最后一步是把密封好、装好糖果机的盒子，四个一组放在一个更大的硬纸板盒子，用胶带打包封装好，然后用拖车拖到仓库里。再拖一些配件到流水线的各个部位去。流水线最后一步是由一个姓李的四五十岁的大叔负责，我的工作就是给他帮忙。
大叔是个广西人，是南方常见的瘦削和精干农民的样子。大概因为是本家，又看我干活比较积极，没事又爱跟他闲扯，大叔对我很好。叫我称呼他“大哥”。“大哥”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买六合彩，广东那边把买六合彩叫做“买马”，大叔几乎每天都会买。报刊亭有类似于买马攻略的一张纸，一块钱一张，“大哥”每一期都不落下。“大哥”经常买马赚钱了就会买水或者雪糕给我吃。我每次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要回请他什么，他总说不要，说我打暑假工赚钱不易。
大概因为我小姨人缘好的缘故，或是工人本性的淳朴善良，亦或是在异乡人们的患难相扶，车间里的人对我都很好。
流水线的工作却很累，每天从早上八点吃过早饭一直干活干到晚上九点，中午和下午各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时间。其他的时间几乎一直不停的忙。
而且工作内容很单调和一成不变，每天都是重复同样的事情。装箱、堆到仓库、一周有车来一次，把材料运进来、把糖果机运走。在车间人和活动的机器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生活中不多的期待是，每天中午冰镇的凉茶，每天下午吃完饭上班的时间还没到，人们在车间前面的草地听音乐聊天，每周二下午的一次加餐，每天晚上下了班去小姨家喝绿豆汤。
可能还不止于此。
周日睡到快中午，去小姨家吃午饭，小姨会做好一桌好吃的，然后我和他们夫妻一起吃饭喝啤酒聊天。小姨做菜用的是和家乡不一样的花生油，后来我吃到花生油做的菜，总会想起小姨那时做的菜。
傍晚的时候，跟着他们去镇上散步，去超大型的超市买东西，去超市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很大的池塘，经过卖臭豆腐的各种小吃摊，超市前面有个很大的广场，小孩子们在广场上溜旱冰，大人们在广场旁乘凉。夕阳斜照，城市印上金黄的余晖。
有时，周日会跟着小姨一家，去吃地道的广东河粉。去逛公园，公园里有棵超级大的龙眼树，树上长满了龙眼，因为人们够不着，树上还是满满的果实。
有时，周六的晚上我不加班，一个人四处瞎逛。从工厂的门口走到城镇超市那边道路的尽头，是一条河流。滨江的道路是一个个花园台子，摆着烧烤摊，卖衣服的摊贩，露天的KTV，唱歌的人们嘶吼着“大海”、“水手”这样的歌，江风带来湿润的气息，提醒着这是一座离海不远的城市。
有时，我一个人走到当地人居住的村庄，那些把土地租给工厂，再不用干活的当地人的村庄。房子并不高大，却整洁很多，有种南国的小城气息。我沿着那个村子一直走，走到了一条无人的小河边，天上有团很浓的白云，一动也不动，我看那朵云看了一个下午。
下雨的时候，城市没有了那种猛烈的阳光，会有种瞬间衰败的感觉。去镇上的小市场，黑压压的雨棚子一个连一个。卖凉鞋、扇子、除蟑螂药的小店，门檐低矮的旧家具店，各式的凉菜咸菜店。
这些，是我对城市和异地生活最初的印象。
离开东莞的那天，坐车去火车站，车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行进在江边的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上。能看到路边整齐的景观树和密集的房屋，那时我不由得感慨，城市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