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艳玲
聊起原生家庭，忽然想起许多旧事。那些模糊的记忆，像潮水一样，一层一层涌上来。
妈妈很早就出门了。跟同村一个人去广州，说是做早点生意。后来回来，开始收破烂。九七年，我们家——村里最穷的那户人家——盖起了楼房。
就是从那时候起，风就变了方向。
先是有邻居羡慕我们穿上了好衣裳。后来，各种声音都来了。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外头的破烂哪那么多；有人窃窃私语，说这钱来得不干净，怕是偷的。那时候村里许多人家穷得交不起学费，开学那天，我是揣着学费去学校的。那些话飘进耳朵里，我只当没听见，照常上学，照常放学。
童年是没有玩伴的。要干家务，要照看弟弟妹妹，要写作业。偶尔在上学路上，或周末干活的时候，能听见那些闲言碎语。我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翻涌得厉害——她们凭什么说我妈妈？
等妈妈回来，我终于忍不住了。我问她，你们在外面到底做什么？
妈妈说，打工挣钱啊。
我把邻居的话说给她听。我问，你们会不会被人抓起来？我们还有爸爸妈妈吗？
妈妈愣了一下，问，谁跟你说的？
我不敢答。后来才讲出来。说咱们的衣服，是人家用钩子从火车上钩下来的；说咱们的房子，是爸爸当干部时贪污来的。
妈妈说，你爸当干部、做兽医都没挣到钱，我才把他带出去的。要是真挣了钱，谁舍得把你们扔在家里？别人不信，回头我带她们出去看看，我到底怎么偷的，人家又为什么不抓我。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许多年后，我们都毕业了，该上高中的上高中，该上技校的上技校。邻居家的孩子早早辍了学，一转眼十六七岁，再过几年该娶媳妇了。农村娶媳妇早，那些人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人拉下脸来找我妈，求她带着出去挣钱。拉不下脸的，就还是老样子。
妈妈不计较。她主动找那些人，一个一个带出去。前前后后，她亲手带出去的，或经她领上路又带了别人的，加起来有七八个。后来我们村就成了收破烂的村，你带我，我带你，七八户人家都做起了这行。
再后来，这些人家日子都好过了。
我爸爸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他嫌丢人，自己进了工厂。他是当过干部的人，做过兽医，放不下身段去收破烂。妈妈一个人收，收到我们都毕业。后来弟弟有了孩子，她才回家带孙子。
去年，爸爸忽然提起这事。他说，后悔当年没跟妈妈一起收破烂。那些后来被妈妈带出去的人，现在家家有存款，有车，有楼房。
他说，现在这年头，经济才是王道。
我听着，忽然就明白了许多事。
妈妈是个在贫穷面前肯放下尊严的人。也是个被人伤过、仍愿意伸手拉人一把的人。她没念过什么书，却用她的方式，撑起了一个家，也悄悄改变了一个村子。
那些年吹过耳边的风言风语，如今都散了。留下的，是她弯着腰在废品堆里翻捡的身影，是她不计前嫌挨家挨户喊人出去的眼神，是她对我和弟弟妹妹说“咱们清清白白”时的笃定。
那些东西，后来都长成了我性格里的一部分。
像种子，埋在很多年前的那个春天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