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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首先假定，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国家形式就已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帝国了，皇帝与担当国务的官僚集团，共同对社会实施统治。这一帝国中官僚的巨大威望、特权及其运用权力谋取财富的可能性，使我们有理由将官僚视为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些帝国的官僚之所以不能仅仅视为职业文官，还在于这样一点：他们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来自士人。士人拥有深厚的文化教养，从事哲学、艺术和教育等等文化性活动，特别是，他们承担着被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科举制度，构成了士人加入帝国政府的制度化渠道。这种特殊类型的文人官僚，在中国古代有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称呼：士大夫。
来自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学人的看法，在此亦很有参考价值。在英语中，“士大夫”一词的译法有 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员）、 scholar-bureaucrat （学者—官僚）、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文人—官员）等。我们看到，英语中需要用两个词才能较好地表达中文中“士大夫”这一个词的意义，仅仅“官员”或“官僚”一个词不足以传达其整体内涵。
知识分子定义为投注于文化性事务，从事文化的创造、传播和使用的社会角色，其功能来源于人类的这一需要：与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最高或最本质的方面，建立认知、道德与审美的联系
官僚制的基本精神是所谓“工具理性”，它表现为目的明确的、可计算的、合乎逻辑的、普遍主义的和系统的达到目的的手段。
从专门化的角度看，士大夫治国与专家政治颇不相合；但是专门化的行政并不一定就能促成一个平衡的、具有适应性的社会系统，这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背景。社会分化也必然提出社会整合与调节问题，如果相对于其背景与传统来说某一要素是“过度”地专门化了，那反而有可能对其他要素产生负面功能，这种消极影响又将反馈到其自身。
纯粹的文吏政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却难以为继，世入汉代，文吏群体就开始逐渐让位于儒生官僚——兼为学者、官僚的“士大夫”了。
那些在近代社会中高度专门化了的功能单位，即使在相当原始的社会之中也必然存在着某种对应之物，但这时它们是不发达的，与其他社会要素尚未分化开来，例如政治、行政、司法、生产、交换、消费、艺术、哲学、宗教等等都混溶于氏族单位之中的那种情况。
帕森斯把“书面语言”（ written language ）的发达和“哲学的突破”（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作为知识分子产生的条件，在公元前一千年中，各大文明都出现了这种变动。
社会分化，必然要求着新条件之下的新的社会整合。而“秦政”的文吏政治，兴盛一时又二世而亡，说明片面发达、片面分化的官僚体制，并不足以整合整个社会。学士群体所促成的士大夫政治，则是既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中，同时又适应了帝国时代新的政治发展。
我们将把士大夫政治的精义，表述为上述三“统”的三位一体、三“道”的相异相维；而士大夫角色之功能弥散性质，则源于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或所谓“君、亲、师”的精致融合物。
我们不取郭沫若王字为牡器之象说，而倾向接受王为斧形的意见；但郭氏以为后、王分别来自女性与男性之称，却颇有说服力。就后、王字形来看，女性之属德为生育，男性之属德则为执斧而劳作、征战了；用作尊称，则分别用以指称氏族的女性与男性首领。父系氏族时期男性之成为首领，已不是因为生育，而是由于他的生产与战斗能力了。
“士”之所以成了贵族官员的通称，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实际是相互重叠的演进中得到理解。首先，“士”作为武士集团，在最初他们可能构成了首领之下的亲兵组织，并随着氏族间征服与联盟的扩大变成军官阶级，直至逐渐变成贵族阶级。
玉钺、石钺之间的身份象征关系，颇类似于“王”“多王”“多士”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之中，业已包含了后来等级分化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