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读的是《苏轼十讲》的第八讲“元佑党争”，本讲通过梳理、解读苏轼留下的奏议，来分析苏轼在“元佑党争”中的态度、与所谓“敌人”的关系以及与弟弟苏辙的感情。本讲读后，有这样三点给我的印象深刻：

一、苏轼的立朝大节

苏轼一生都处在当时朝廷“新党”和“旧党”相互争斗的漩涡中，无论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权，还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执政，苏轼都不会人云亦云，趋时附会，而是有自己的政治思考和主张。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他都仗义执言，两边都得罪，致使苏轼的宦海生涯几乎一直处在是非纠缠中。

当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主张“变法”时，苏轼态度鲜明，上奏议极力反对，苏轼并不是完全反对朝廷“改革”，而是反对王安石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全方面摧枯拉朽的“改革”方式，担心引起朝廷的动荡。苏轼在地方任职，亲眼看到“变法”带给底层人民的沉重负担，便写诗词进行讥讽“新法”，这些诗词后来成立“乌台诗案”的证据。

当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主张全面废除“新法”是，苏轼不顾司马光的一路提携之恩，而是提出“较量厉害，参用所长”，苏轼在地方上任职，看到了“免疫法”带给人们的实惠和好处，所以，希望“免疫法”改良后保留。苏轼的为政原则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就要实行、就要保留，无论这政策出自“新党”还是“旧党”，不盲从、不跟风，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官员是百姓的“福星”，却不适合在“党争”中生存，所以，苏轼的宦海生涯起伏跌宕、历经挫折、一贬再贬。“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苏轼名垂千古，历来为人们喜爱，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合时宜”吧。

二、苏轼胸怀坦荡、光明磊落。

处在“新党”和“旧党”争斗的漩涡中，实事求是的苏轼是“新党”不爱，“旧党”不亲，致使新旧两党中都有人反对苏轼，成为苏轼的“敌人”。但是“苏轼”是一个极善沟通，情商、智商双高的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苏轼的“敌人”成功转化成“朋友”。苏轼能将“敌人”变成“朋友”，除了极善沟通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轼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不记私仇，一心为公。所以，苏轼在这样起伏跌宕、是非纠缠的仕途中竟然收获了亲情和友情。

苏轼之所以能将“敌人”转化成“朋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所谓的“敌人”很可能被苏轼的人格和才情折服。苏轼乃一代奇才和全才，在当时已经是名声大振，他的诗集几经出版和推广，在士大夫中影响很大。苏轼的那些“敌人”大都是新旧两党中的官员，他们与苏轼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并无私仇，随着苏轼的被贬，“较量”已经不复存在。加之苏轼的人格和才情，谁人能不被所折服。与苏大才子化干戈为玉帛，或许更是苏轼的“敌人”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连引发“乌台诗案”的弹劾者李定通过审讯苏轼而认识到苏轼是一个奇才，何况这些党争中所谓的“敌人”。

三、苏轼感人至深的“兄弟情”。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手足之情实乃让人感动。处在北宋党争旋涡中实事求是的苏轼，可谓命途多舛，异常艰难。无论在“新旧党争”还是“元佑党争”中，苏辙都是苏轼最坚定的一个支持者和依靠者。“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轼和弟弟苏辙为了对床而眠、闻听夜雨，竟然相约尽早退休，闲居相从。兄弟情深到如此地步不得不让人动容，见过兄弟情深的，没见兄弟如此情深的。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古代的人们往往是为了仕途抛家舍业、难顾亲情。而苏轼苏辙兄弟，为了对床而眠，竟然连官都不想做，只希望长相厮守，把酒对月、兄唱弟随。

愿望很美好，现实很无奈。“游宦四方”的兄弟当然很难相聚在一起。他们每每分别，两地为官，彼此思念，写诗唱和以舒缓思念之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苏轼对弟弟苏辙怀念和遥远的祝福，现在读来，仍觉感人肺腑。如果有机会兄弟相聚，苏轼和苏辙更是百般珍惜，熙宁十年苏轼改任徐州知州，苏辙将去南都就职，相亲相爱的兄弟一起出发，苏辙先跟着兄长到来徐州，流连“百余日”，然后别去。元丰七年苏轼离开贬谪之地黄州，改为汝州安置，苏轼获得一个“闲”身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筠州去看苏辙。可见在二苏心中，兄弟情深远远胜过仕途的升迁，真乃“千古罕见”。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这是苏轼的人生感悟和感慨，也启发着我们每个人思考自己的人生。我们应该学习苏轼不盲从、不跟风，遵从自己的内心去说去做。人生无论是处在山巅还是低谷，都要坚守浩然正气，巍然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