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把苏轼放在心上是因为《临江仙·送钱穆父》。他总是有一种力量，超越于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乡变为故乡”。
《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而又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另一面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怖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那么“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就更在强颜欢笑中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这种人生空漠之感，这对整个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和无所希冀。
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提问；或者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解答；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遣；或者是“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缈禅意。实际都是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的具体刻画。
正是这种对整个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苏轼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
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顶礼膜拜的对象。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
尽管苏轼时时自我安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
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对元画、元曲到明中叶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
爱苏轼，不仅爱苏轼爱过的这个世界，更爱他生命中“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