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译文：王承做东海郡太守。有个小吏偷了水池中的鱼，郡主簿追究此事。王承说：“从前周文王的园囿，与众人共同享有。水池里的鱼还有什么值得吝惜的！”
拓展理解：王安期即王承（275—320），字安期，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王述父。西晋时为东海王司马越记室参军，东海太守。南渡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王导、卫玠、周顗、庾亮诸东晋名臣皆出其下，颇有时誉。为东海郡：做东海郡守。东海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纲纪：即主簿。
文王之囿：周文王的园囿。囿，蓄养鸟兽的林园。相传周文王有囿，方七十里，凡打猎打柴之人均可以进去，以示与民同乐。见 《孟子·梁惠王下》。
史上有评：王承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贵异之”，东海王司马越推许为“人伦之表”。他的特点是言事辩物，只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人服其约而能通；对人“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晋书》本传）。本则说他任东海太守时，其为政是简约弘恕，正体现了他的为人特点，其底韵，便是儒家的“爱人”思想。能身体力行，将“爱人”落到真实从政的实践中，没有一种深厚的人格修养，是很难做到的。这里王承与“纲纪”之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更可见王承的不同凡响——他不是以权力之威去惩治人，而是以“爱人”之心的人格去感召人，引导人。如此人物，被人推重，就是必然的了。本传说“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可见司马越“人伦之表”的赞许，非虚语也。
故事以具体笔墨，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其艺术成功的一笔。
感悟：王承做东海郡太守，以仁爱之心感召人。有个小吏偷了水池中的鱼，他阻止郡主簿追究此事。王承说：“从前周文王的园囿，与众人共同享有。水池里的鱼还有什么值得吝惜的！”王太守见贤思齐，从小事上做起，效法周文王实行仁政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
周文王是怎么实行仁政的呢？他在执政期间，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裕民政治，即“裕民富国”的国策（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对农民按照九分抽一征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为官者世袭俸禄；湖泊可任意捕鱼没有禁令；只惩罚罪犯不牵连家属；优先照顾鳏[guān]夫、孤儿、寡妇和无儿无女者。这些政治举措不仅巩固了周文王政权的经济基础，而且赢得了民心。对于一郡太守的王承，还谈不上实施仁政，但是效仿周文王为民多做好事，做事有一个宽容仁爱之心就是穷苦百姓的一大幸事。
但是，这个问题换个角度看，周文王的园囿与众人共同享有是有明示的，而王太守的鱼池并没有任意垂钓的告示，所谓“池鱼复何足惜！”并不为众人所知，所以才出现纲纪追究小吏偷水池中鱼的事情。既然是偷，可以宽容免罚，但必须告诫。偷鱼的小吏得不到告诫，也许不能就此罢手而再犯，或者是胆量越来越大，成为惯偷。那么，某一天现任太守升迁或调离，新来的太守没有宽容只有惩处，不知王太守对偷鱼小吏的宽容，是好还是坏呢？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规矩就要严格遵守，不然，就会造成秩序混乱，也有可能害人不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