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看了一本小书,是加缪的《局外人》,很薄很小一本,但沉重地吓人。主角默尔索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他用他越过这个世界任何规则和教条的眼睛冷漠地凝视这个世界,但这并不代表着一切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他选择了真实。这本书思想深厚,三言两语说不清,今天我只想说一个方面,一个人与社会规则的距离。
《局外人》中有这么一个片段,是检察官在对默尔索的判决做最后陈词时的片段:
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不移地完成它。他宣称说我和这个社会毫无关系,因为我蔑视它最根本的规则,而且我也不能指望这颗人类的心,因为我对它最基本的反映根本一无所知。
文中的主角默尔索是一个状似漠视规则的人,因为他也搞不太清楚规则的界限在哪里,他只清晰地明白他的目标,那就是真实。加缪说默尔索是“救世主该有的模样”,显然是赞誉。但在社会的审视下,在检察官的审视下,默尔索被打成一个与社会毫无联系的垃圾人;他的律师,也一直试图抛开他本人,为一个不存在的默尔索(也可以说是社会要求的默尔索)据理力争。
默尔索自然赴死的样子,有一点像苏格拉底。他们一样为自己的道义死了,并且声称会为此负责。事实上他们是先驱,是勇士,是主动与社会签订契约的人。
怎么说呢,按照社会契约论,人类集合成社会,是与政府签订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契约,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但可悲的是,似乎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契约的意义。或者说,不清楚自己与社会规则之间,是有联系的。
我经常没事就去看《今日说法》,里面的案子大部分都不算离奇,我只觉得里面有太多的人并不清楚自己和法律的关系。他们并非不知道某些事是不应该去做的,譬如很多传销分子,他们大多数秉持着我是道德上败坏的想法,至于传销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想不到那个地方去。若是盘问他们,万一卖出的假药耽误了病情,导致一个人的死亡怎么办,他们大多会说:“我没有想那么远,我只知道把这个东西花点心思卖出去。”若是请他们拿一把刀去捅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我想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有这种狠心。若是告诉他们,你们卖的假药卖到了自己奶奶的手里,奶奶为此死去,他们估计也会觉得自己确实罪孽深重。
缺乏同理心,是很多不懂法的人会产生的毛病。他们自己也知道,如果要评论自己,绝对称不上是什么高尚的人;如果自己做了什么缺乏道义的事,就会为自己找上很多借口,或者声称别人也是如此,不会有什么问题。
更有甚者,看到别人的痛苦,如果对自己有益,还将那说成是一种奖赏。这样的冷漠,不容我们接受。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主动签订契约的自觉,有些人还自私地违抗它,比如那些明知患上艾滋故意约炮的人。这使得很多人心中的道义都混乱不堪,甚至不存在。
规则对他们来说是耳濡目染的,是赐予的,自己只要匍匐着接受。自然,万一出了事,也是这个社会的肮脏,与自己无关,因为自己没得选。而当规则的漏洞偶尔暴露,立马顺杆爬上,以为这规则是一成不变且纵容人利用的。
如果人人都这样自私又冷漠,我们要如何维护这个明明是因为契约才存在的社会?
应该说幸好,抱有那种自私的想法是为人所不耻的。纵使仍然有很多人心照不宣的遵循着那些歪理,但也仍然有许多人相信人类社会应该存在一些正义。
人确实是自私的,但追寻无私,这却是人伟大之处。
前阵子,有一个伤医事件被大家的关注。被伤害的医生陶勇说自己未来拿不了手术刀还可以去做科研工作,还想组织盲童巡演,他的确就是我们口中的英雄。我们都为他的勇敢而感动。
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因为人类都或多或少保有一点良知。良知这东西,也可以说是恻隐之心,因为大家都懂的,善良是好的。
善良这种东西,其实很纯粹。摈除外在因素,我们都是善良的,除非拥有反社会人格。只是有些人他确实没那么勇敢,也没那么伟大,很多时候对他来说,利益比善良更重要一点。我无意批判,其实我们总是在做这样的蠢事,有些时候爱为自己找借口,每个人都有自私的样子。我们的恻隐之心也许会让我们对自己感到失望,这时,我们就更向往英雄伟大的模样。
所以英雄的功能太多了。英雄抚平我们的伤口,并且给我们带来希望,这希望就是培养同理心的温床。许多人说人之初性本恶,所以要灌输善良,用的例子不外乎就是英雄了。
我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规则的奴仆,卑微地匍匐在规则之下而不自知,但其实我们确切地拥有和它谈判的权利,而有时没有意识到,只能被它拉扯着走,越走越远。这时常会使我们感觉到无望和心寒,觉得自己是蝼蚁,从而又一次堕入利益的圈套中。我也必须难过地承认,利益的圈套是我们生活的面貌,我们不追逐它,但时常顺从它。
有些人大大咧咧地骗了自己,说这就是我的道义,我就是要做自私的人,甚至义无反顾地继续推动它,并倡导所有人都去跟随,好像那就是宿命;有些人有些于心不忍,但更不忍伤害自己;有些人是真的痛苦。
但不管是哪种人,都难免向善的,这就是英雄的歇脚处。
[以上文字写于1月27日
以下文字写于2月7日]
说点贴近现实的话吧。在加缪的《鼠疫》里,有这样一段: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一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
里厄大夫说他压根想象不到,在这座连普通公务员都有可称道的癖好的城市,鼠疫会这样彻底的蔓延开来。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鼠疫患者,不管是在鼠疫中或是不在鼠疫中,因为我们即便是漫步在人满为患的大道上,或是周游盘旋于多么繁华的社交世界里,只是一座又一座空旷的孤岛,我们常常看似结合,但距离只是渐渐拉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些,因为我们只是置身在自己需求的世界里,我们想要的正是唯一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东西。
灾难来了,逃避,灾难走了,欢呼。被动地接受着一切信息,在信息失去意义之后就全部吐出来。
这其中与众不同的人,自觉要站出来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伟大的事的人,兼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叫同情。
也就是同情而已。不管是在灾难前、灾难中或是灾难后,做一些顺理成章的事。不为灾难的到来痛苦,不为惨相害怕地颤抖。到头来,只是在做一些应该可以做到的事。这些比死容易,但是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难。
所以比起追捧英雄主义,比起大声的嚎叫痛苦,或是大声地颂赞歌……我们需要一点切实的英雄,也需要能给英雄留下歇脚处的沃土。
英雄不是渴求来的,绝不可能推着谁成为英雄,那样就太残忍,非人道了。难道我们真的要做那样像孤岛一样狭小自私的人吗,我绝不承认。我宁愿相信,我们需要有人站起来,去唤醒更多人站起来,只有这一个目的,而不是叫英雄为我们去拼搏,再为我们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