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的目标是被打死
1931年的冬天，东北某小城。
我将摊车随意地停在市场三角坪，按规定这里是不能摆摊的，可是我却盼着执法局的人快点来。
市场入口的梧桐树后，停着辆蓝白相间的执法车。车身上“执法局”三个金字被露水打湿，可是没看见人。
我把竹筐挪了挪，塑料布边缘被风掀起，露出昨天被执法局踩出的破洞。这破洞是我特意留着的，待会儿拉扯时，正好能显得更狼狈些。
“吴伯，今天风大。”卖热干面的老王掀开保温桶，白气裹着芝麻香飘过来，“他们估计半小时后才会来。”他总劝我别跟执法局硬碰硬，可他不懂，我今天是有计划的。
“知道。”声音从喉咙深处滚出来，带着痰音——中风后就这样，说话像含着块热红薯，正好能装得更可怜。
老王叹口气，把一碗热干面往我面前推：“先垫垫肚子吧。”
我摇摇头，不是客气，是不想欠别人人情。
我摸出藏在袖管里的小石子，悄悄塞进衣领，待会儿往地上倒时，正好能硌在后腰，疼得更逼真。
市场里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可是我的萝卜摆在那里，谁都懒得多看一眼。
这时，儿子的电话打过来了：“爸，药钱到底什么时候给？”
“这就有了，这就有了。”我盯着竹筐里最大的那个萝卜说，“今天……今天能卖个好价钱。”
“好价钱？”儿子冷笑一声，“你那堆烂萝卜能卖出金条价？我跟你说最后一遍，明天中午之前钱不到账，我就……”
我把手机拿远了些，这样的话，说的不止一次了，我都会背了。去年冬天他也是这么说的，结果我在寒风里蹲了三天，冻得发抖，才凑够两千块。
手机揣回兜里时，摸到张皱巴巴的诊断书。是上周在市医院查的，医生说我心脏里的血管堵了大半，再拖下去可能要搭支架。我把诊断书塞进旧军大衣内袋。
执法车的引擎声从街角滚过来，我的膝盖已经开始打颤——不是怕，是激动。
“吴阿富。”是王建国。他站在三步外，对着我的鼻子说，“昨天是怎么跟你说的？”
“王队长，就……就卖五个，卖完就走。”我故意把“五个”说得含混，眼睛却瞟着周围——有人围过来了，好，人越多越好。
“五个也不行。”王建国弯腰抓起个萝卜，看了看，“三角坪是严管区，你不知道？”
旁边的年轻执法局已经开始掀老王的摊子，我看见老王佝偻着背去抢蒸笼。去年他被没收炉子那天，蹲在巷口哭了半宿，说孙子的学费又没着落了——我不能像他那样，我没别的路了。
“我孙子等着我的钱救命！”我的声音突然拔高，右脸的肌肉抽搐着，“我不偷不抢，卖点自个儿种的萝卜，犯哪条王法了？”我往前凑了半步，几乎要贴到他身上。
“你儿子的事跟我有关系？”他把萝卜往地上一摔，“上周我就警告过你，再摆就没收摊车。”
“你敢！”我扑过去抓住车把，眼角余光瞥见有人举着手机录像，镜头正对着我们。
王建国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拽着我的胳膊往起提，我顺势往地上一坐，军大衣下摆铺开——这姿势我在家练过十几次，既能显得无助，又能让他不好发力。
“大家快来看啊！”我扯着嗓子喊，“执法局打人啦！执法局打人啦！！”
王建国的手僵在半空，年轻执法局想上来拉我，被他瞪了回去。
他越急，我越要逼他。
我突然往起一站，故意撞在他身上，同时脚下一绊，整个人往他怀里倒。这是老李头教我的“碰瓷诀”：贴身、借力、快倒地。可没想到王建国反应快，伸手一扶，正好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劲真大，捏得我骨头疼。
“别装了。”他压低声音，气冲冲地说，“我知道你想讹钱。”
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被他看出来了？可事到如今，只能硬撑下去了。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往后踉跄几步，故意踩在刚才摔碎的萝卜上，“哎哟”一声往地上倒去——后脑勺正好磕在花圃的棱角上，藏在衣领里的石子硌在后腰，疼得我眼前一黑。
这一下是真疼，比我预想的重多了。
我听见人群里有人喊“打120”。
“值了。”我晕过去前，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
第二章：这一拳怎么就落不下来
“吴伯？吴伯你醒醒！”他的声音发飘，“别装了，起来！”
装？我想笑，嘴角却牵不动。
“快叫救护车！”有人喊。
“别叫！”我突然攒足力气吼了一声。周围的人又围拢过来。
我要的就是这个。人越多越好，动静越大越好。去年城郊那老头，就是被围观的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执法局队才急着私了的。
“王队，怎么办？”年轻执法局的声音发颤，“要不……先送医院？”
王建国没理他，蹲下来盯着我。
“吴伯，我知道你不容易。”他的声音突然放软，“我给你两百块，你拿着钱去看伤，这事算了，行不？”
两百？我心里冷笑。打发要饭的呢？我这条命，怎么也值个万儿八千。但脸上不能露出来，我得演得更像点。
“我的头……”我拿手捂住后脑勺，“疼……要裂开了……”
王建国的喉结动了动，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抽了五张红票子往我手里塞。“五百，不能再多了。”他的手指在抖，“再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我不要钱……我要公道……”我扯着嗓子喊，右脸的肌肉抽搐得更厉害，“你们执法局打人……还有王法吗……”
人群里炸开了锅。有人开始骂王建国，说他欺负老人；有人给我支招，说要去纪委告他们；还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举着手机怼到王建国脸前，问他知不知道《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王建国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拉起来。“跟我去队里，有话慢慢说。”
这就是我等的！到了他们队里，关起门来，他急了肯定动手。只要挨上一拳，哪怕只是拳头蹭到脸，我就能躺医院里不出来。到时候儿子拿着我的诊断书去闹，五万块跑不了。
“不去！我就在这儿等警察！”我故意还赖在地上，“你打我啊！有本事再打我啊！”
他的拳头攥得咯咯响，指节泛白。我盯着他的拳头，心里默念：打下来，快打下来。这拳头要是落在我脸上，我当场就能晕过去，省得再遭罪。
就在这时，人群外传来警笛声。他突然松了手，长出一口气，。
坏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警察来了，就不好收场了。
两个穿警服的人挤进来，带头的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怎么回事？”他扫了眼满地的萝卜，又看了看我，最后把目光落在王建国身上。
“李警官，这老爷子占道经营，我们劝他走，他就躺地上了。”王建国的声音稳多了，刚才那股慌乱劲儿全没了，“执法记录仪都拍着呢。”
我心里一沉。执法记录仪？他啥时候开的？我刚才光顾着演，压根没注意。
“躺地上？”李警官蹲下来，“哪儿不舒服？”
“头疼……”我往旁边躲了躲，“被他推的……”
“推你？”李警官笑了，“老吴啊，你忘了？上个月你在菜市场，也是说人推你，结果人监控拍得清清楚楚，是你自个儿绊了脚。”
我愣住了。
“李警官，您认识吴伯？”王建国也懵了。
“能不认识吗？”李警官往我身边凑了凑，低声说，“去年冬天，他在南门桥摆摊，骑电动车的蹭了下，非要人赔三万，还是我去调解的。”
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看我的眼神变了。有位大妈撇着嘴说：“原来是碰瓷的啊。”
我的脸腾地一下热了。
“老吴，起来吧。”李警官拽了我一把，力气不大，我却没敢再赖着，“跟我回所里做个笔录，真有伤就去医院验，没伤就赶紧收摊，别在这儿添乱。”
我被他拽起来时，腿软得像面条。
“王队，这摊车……”年轻执法局想说什么，被王建国瞪了回去。
王建国的声音闷闷的，“下次别来了。”
“走吧。”李警官拽着我的胳膊往警车那边走。周围的人还在议论，有人说我活该，有人说执法局也不是好东西。
路过老王的摊子时，他往我手里塞了个热包子。“吴伯，”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别再折腾了，不值当。”
包子烫得我手心发疼，我没回头，跟着李警官上了警车。透过车窗，我看见王建国他们把我的萝卜捡起来，扔进旁边的垃圾桶，摊车也被年轻执法局拉走了。
那一瞬间，我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什么。我摸了摸内袋里的诊断书，纸边角都被汗浸湿了。
第三章：死亡清单
警车刚开到巷口，我的手机响了。是儿子。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突然不敢接。
李警官在前面开车，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接吧，估计是你家小子催钱呢。”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喂。”
“爸！钱到账了！”儿子的声音透着兴奋，背景里没了婴儿的哭声，“刚才收到条短信，说有人给我转了五千块，是不是你转的？”
五千块？我愣了。我没转啊。
“爸？你说话啊！”
“不是我……”我的声音发飘，脑子里乱糟糟的。
“不是你是谁？”儿子的声音沉了下去，“爸，你是不是又去跟人借钱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去求那些亲戚……”
我想起刚才拉拉扯扯的，把大衣落在执法车上了。内袋里的诊断书和存折，都在大衣里。
我突然明白那五千块是谁转的了。
从警局出来时，日头已经偏西。
路过巷口的废品站，老张头正蹲在地上捆纸壳。他抬头看见我，咧开缺牙的嘴笑：“吴哥，听说你今天又跟执法局干上了？”
我没理他。这老张头是个碎嘴子，昨天我还听见他跟收废品的吹嘘，说我“想靠碰瓷发家”。其实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去年冬天把人家卖菜的秤砣换了，赚了二十块黑心钱，被发现时抱着对方的腿哭，说孙子等着钱买退烧药。
“别不好意思。”老张头边说边把纸壳捆往三轮车上拖，铁丝勒得他手背上的青筋直跳，“前阵子东头的赵瞎子，不就是被车蹭了下，躺医院赚了两万？”他突然凑近我，“不过你跟执法局斗，得讲章法。”
我猛地抬头看他。
老张头得意地笑了：“我这有个招，保准管用。你找个下雨天，往他们执法车跟前一站，故意让车蹭你下……”
“滚。”我打断他。这是人说的话吗？虽然我也不是人。
老张头愣了下，骂骂咧咧地蹬着三轮车走了。
我点上一根烟，脑子在想：王建国的拳头明明都攥紧了，指节白得像骨头，为什么最后又松了？
终于我有了答案：不够狠。上次赵瞎子能拿到钱，是因为他真断了根肋骨。我这点头疼，在执法局眼里根本不值钱。
得再加点码。
回家的路上，我绕到农药店门口。
就用这个。心里有个声音说。不用真喝，往嘴里倒点，吐出来就行。农药味大，呛得人眼泪直流，肯定能唬住他们。
天刚蒙蒙亮，我挑着担出门，摊车被没收了，没办法。
这次，我没去三角坪，换了个新地方——城中心的十字路口，那里是执法局巡查的必经之路，人多车多，最容易闹大动静。
我把担子摆在广告牌底下。来往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我数着数：一辆，两辆，三辆……第七辆刚过去，就看见远处的执法车了。
我赶紧从口袋里摸出敌敌畏瓶子，拧开盖子。心里默念：来了，来了。
执法车停在路口，下来两个执法局，不是王建国，是两个生面孔。他们径直朝我走来，高个子指着我的摊子：“这里不能摆，赶紧收了。”
我没动，
“凭什么不让摆？”我故意把声音喊得嘶哑，“你们执法局是不是就知道欺负老百姓？”
高个子执法局皱了皱眉，伸手去掀我的塑料布。
就是现在！我掏出敌敌畏瓶子，往嘴边凑——只要他敢碰我，我就“喝”下去。
“你干什么？”矮个子执法局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步，“老爷子，有话好好说，别冲动。这玩意儿能死人的！”
“好好说？”我把瓶子举得更高，“你们断我活路，还让我好好说？我孙子在医院等着救命钱，你们今天不赔我钱，我就死在这儿！”
周围的人又围了过来，等公交的大妈掏出手机，镜头对着我。
高个子执法局的脸有点白，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老爷子，这钱给你，你把摊子收了，行不？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不容易。”
我愣住了。
这就给钱了？
这就……结束了？
钱塞进我手里时，我听见周围有人说“执法局还算有良心”，有人说“这老头也不容易”。那个拍照的大妈还在嘟囔：“现在讨生活都难，互相体谅点吧。”
第四章：我是捡废品也干不了的废物
中午时，我把萝卜低价处理给了旁边的小饭馆，老板人实在，给了三十块，说“看着新鲜”。加上那五十块，揣在兜里沉甸甸的。路过药店时，我进去买了瓶最便宜的止疼药，五块八，药盒上的字迹都快磨没了。
手机响了，是儿子。我深吸一口气，接了。
“爸，小宝有救了。”儿子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昨天那五千块，我问了一圈，原来是王队长给的。他说……他说以前没收过你的摊子，不好意思，还让我劝你别再摆摊了，天冷。”
我拿着手机，手一直在抖。
“爸？你说话啊。”
“嗯。”我应了一声，挂了电话。
路过废品站，老张头又凑过来：“吴哥，今天没去碰瓷？看你买肉了，发大财了？”
我没理他，拎着东西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时，我看见王建国的执法车停在巷口，他正蹲在地上，抽着烟。
他看见我，站起来，踩灭烟头：“吴伯，明天别去十字路口了，那里车多，危险。”他从执法车上搬下来一筐萝卜，比我今天卖的大得多，“我托人从乡下买的，比你的甜，你拿去卖吧，好出手。”
“不了。”我推辞着，手里的塑料袋晃了晃，“我明天去公园捡塑料瓶，听说能卖不少钱。”
“吴伯，有事……有事给我打电话。”他从口袋里摸出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手机号，字迹歪歪扭扭的，“我妈也是中风，我知道……不容易。”
他说完，转身就走，执法车的引擎声慢慢远了。
明天去捡塑料瓶。我对自己说。捡够了钱，给小宝买罐好奶粉。
天刚蒙蒙亮，，我攥着从家里带来的蛇皮袋，站在公园晨练的人群里。
“老头，让让！”一个胖老太太搡了我一把，“别挡着我们跳舞！”
我往旁边挪了挪，袋子里只有三个矿泉水瓶，是刚才在公交站捡的。
“吴伯？您咋在这儿？”卖早点的刘婶推着三轮车经过，“捡这个能赚几个钱？不如跟我去市场摆摊。”
我摇摇头，捏着个空瓶往蛇皮袋里塞。“不了，王队说……不让摆了。”
刘婶的三轮车“吱呀”响了声：“他懂个啥！你孙子还等着钱救命呢！”她往我手里塞了个热包子，“拿着，垫垫。”
刚要往嘴里送，就看见个有个戴草帽的老头冲过来，手里的钩子“嗖”地甩过来，勾走了花坛里的可乐瓶。“公园是大家的，谁捡着算谁的！”他的钩子在我眼前晃了晃，“识相点就赶紧滚，别在这儿碍事！”
周围的晨练人群哄笑起来，有人说“为个瓶子至于吗”，有人说“现在的老头真豁得出去”。
我突然想起年轻时在厂里，组长总说我“太老实，成不了事”，那时候还不服气，现在才明白，老实人到了绝境，连捡个瓶子都要被人欺负。
中午的日头晒得人脱层皮。
我蹲在公园的长椅旁，蛇皮袋里的瓶子总算凑够了半袋。
收废品的老李头骑着三轮车过来，秤杆在他手里翘得老高。
“十二斤，一块五一斤，十八块。”他往我手里塞钱，“吴伯，您这速度可不行，张老太一上午捡了三十斤。”
我没接话。
我也接不上话，我能说自己是捡废品也干不了的废物吗？
刚把钱揣进兜里，手机就响了。是医院的号码。
“是吴小宝的家属吗？”声音冷冰冰的，“孩子的住院费已经欠了一天了，今天再不交，我们就要停药了。”
“我交，我这就交！”我对着手机喊，“再宽限一天，就一天！”
“最多到明天中午。”护士挂了电话。
我蹲在地上，看着公园里的人来人往。
穿西装的男人把没喝完的矿泉水瓶随手扔进垃圾桶。我突然冲过去，把手伸进垃圾桶。
我拿着那个还剩半瓶水的瓶子，突然想笑——我这是在干啥？像条抢食的狗。
从公园出来时，蛇皮袋被我扔在了长椅底下。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里面的农药瓶发呆。上次没敢喝，是因为王建国给的五千块让我动了恻隐之心。可现在呢？他能一直帮我吗？他爹的病，他抵押的房子，他自己的日子恐怕早就像这农药瓶一样，看着完整，其实早被腐蚀得千疮百孔了。
“是你！”老板趴在柜台上嗑瓜子，“敌敌畏？不卖。”
走到巷口时，看见王建国的执法车停在路灯下。
“王队，”我盯着他制服上的纽扣，“明天……我还去三角坪摆摊。”
王建国的手僵在半空，“吴伯，你……”
“我孙子要停药了。”我转身往家走，没回头，“我也是没办法。”
有些路看着是绝路，其实是唯一能走的路。
明天在三角坪，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吴阿富不是好欺负的。
我蹲在灶台前，看着那桶汽油在月光下泛着冷光。铁桶是废品站老张头送的。
“吴伯，真要这么干？”老王蹲在门槛上，“前天菜市场那个卖鱼的，就因为摊主多收了五毛钱，提着菜刀追了半条街，最后被拘留了。”
我没回头。
“拘留？我这条命，还怕拘留？”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老王你不懂，人老了就成了拖累，活着比死了更让儿女嫌。”
上周去医院，医生说我这肺最多撑半年，与其到时候躺床上拖累儿子，不如现在换点实在的。
天蒙蒙亮时，我把汽油桶往竹筐里塞，外面裹了层麻袋，往三角坪走。
王建国他们开始收拾工具，年轻执法局把没收的秤往执法车上搬。
我深吸一口气，拎起竹筐往街心走。
“王建国！”我把担子往地上一放，“你把我摊车还回来！”
王建国正在关执法车的后备厢，听见喊声转过身：“吴伯？您怎么又来了？”
“少废话！”我拧开桶盖，汽油味“腾”地冒出来，呛得周围人直往后退。我舀起一瓢往胳膊上泼。“今天你不赔我钱，我就把这身老骨头点了！”
年轻执法局想上来抢桶，被王建国拦住：“吴伯，您先把桶放下，有话咱们慢慢说。”
“慢慢说？”我举起火柴，手却在抖——不是装的，是真怕。“我孙子在医院等着钱救命，你让我怎么慢慢说？”
人群里有人喊“快报警”，有人劝“老爷子别冲动”。
“吴伯，”王建国往前挪了半步，“我知道您难。您要多少钱？我给。”
“五千！”我脱口而出。话刚出口就后悔了——是不是太少了？
他没犹豫，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您先去给孩子治病，不够再跟我说。”
这就成了？我排练了一天的戏，预想了他会报警、会动手、会骂我讹人，却没想过他这么轻易就掏钱。
“王队！”年轻执法局急了，“这钱不能给！他是碰瓷！”
“闭嘴！”王建国吼了一声，“吴伯，您把火灭了，天凉，别冻着。”
我慢慢松开手，火柴落在地上。
“傻老头子！”王建国冲上来把我手里的桶抢过去，他的手抖得厉害，“你要吓死我啊！”
往家走的路上，路过菜市场，听见卖菜的在议论：“王队他爹治病花了二十多万，全是借的。”“听说他把准备结婚的房子都抵押了。”
我摸着口袋里的钱，突然觉得很沉重。
第六章：红线内外
天还没亮透，我就挑着竹筐里的橘子往步行街走。
我的旧军大衣口袋里揣着半截粉笔，是从废品站捡的——今天要干的事，得先画条线。
我蹲在骑楼下的石板路上，用粉笔在地上画了道歪歪扭扭的线。线内是步行街的地砖；线外是人行道的水泥地。这是我跟自己定的规矩——只要脚不踩进线内，就不算“越界”。
手里攥着的橘子突然被人抽走，我抬头看见个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大爷，这里不能摆摊。”，“王队说了，线内也不行，今天上面检查。”
“我没摆，就搁地上歇脚。”
小伙子刚要再说什么，王队摇下车窗：“小周，让他搁着吧，线内就行。”
“王队，规定说……”
“规定也分人情。”王队的保温杯往车门上磕了磕，“吴伯，今天橘子甜不？”
我捏起那个裂皮的橘子，往他车里扔。“自己尝。”
王队捡起橘子，从口袋里摸出张十块钱，往我筐里塞，“买两斤，给队里小伙子们解腻。”
我心里那点盘算突然卡了壳——这算哪门子事？他不该吼我吗？不该掀我筐吗？
十点半，小周突然骑着电动车冲过来。“吴伯！快走！”他的脸色苍白，“检查组的车来了，看见你在这儿，我们都要被处分的！”
我没动。“我在线内。”
“什么线外线内！”小周想拽我。
“走就走。”我拎起竹筐。
刚拐进巷口，就听见步行街方向传来争吵声。
是个陌生的声音：“王建国！你这是知法犯法！”
有个穿西装的男人正打电话，声音飘过来：“……就是那个老不死的，天天在红线外摆摊，王建国还护着他……这次非把他撸了不可……”
我的手突然抖起来，竹筐掉在地上，橘子滚得满地都是。有个滚到西装男脚边，他抬脚就踩，
“你踩我橘子干啥？”我扑过去，“那是我要给孙子吃的！”
西装男被我拽得一个趔趄：“好啊！还敢袭警？我看王建国怎么保你！”
我没回头，死死盯着西装男：“我孙子在医院等着钱救命，我摆摊怎么了？我碍着谁了？”
眼泪突然掉下来。
“对不住，领导。”王建国把我往身后挡，“这是我家亲戚，脑子不太清楚。”
西装男哼了一声：“王建国，下不为例。”
人走光了，巷子里只剩我和王队。
他往我筐里塞了张卡。“里面有三万，吴伯，别再折腾了。”
“嗯。”
“下午别来了，上面要来检查。”
“嗯。”
手机在裤兜里震动，掏出来时，屏幕上显示的是陌生号码。
“喂？”
“是吴阿富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陌生，“我是市医院的，您上周做的肺部CT结果出来了，有空来取下吗？”
我的耳朵突然嗡的一声。上周我根本没去医院——不对，是去了，那天我揣着敌敌畏瓶子想找执法局碰瓷，路过医院时，看见门口在免费体检，就进去混了个体检单，想万一“死了，能让儿子拿着单子多要点补偿。
“医生……我那肺……”。
“你最好尽快来趟医院，”对方的声音稍停了下，“片子显示有阴影，需要进一步检查。”
原来我算计着怎么“死”，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老天爷判了死缓。
走到巷口时，看见王队的巡逻车停在那里。
“王队。”我站在他身后。
他看见是我：“吴伯？咋还没走？”
“我明天不来了。”我突然说，“得去医院看看。”
王队的眼睛亮了下，又很快暗下去：“严重不？要帮忙不？”
“不碍事。”我笑了笑，“就去看看，死不了。”
路过废品站时，老张头还在捆纸壳，看见我就喊：“吴哥，今天没碰瓷？”
我没理他，往巷子里走。
第七章：我狠狠地给了他的拳头一脸
凌晨五点，儿子发来了语音，带着哭腔：“爸，医生说小宝要进ICU，押金还差五万，今天不交就……”
我摸出藏在床板下的铁皮盒，王队给的那张卡，还有卖橘子攒的零钱，加起来刚够三万
“吴伯，真要去？”老王蹲在门口，“听说昨天刚来个临时工，脾气爆得很。”
我笑了，“正好，省得我再费力气。”
路过废品站，老张头正往车上搬纸壳，看见我就喊：“吴伯，今天不去摆摊？”
“去，”我拍了拍军大衣，“今天卖点别的。”
三轮车拐进步行街时，临时工执法局正背着手站在红线边。他脚边的粉笔线画得笔直，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脚刚过线，就被他吼得一哆嗦。
我把三轮车往红线外一杵，竹筐往地上一墩，里面的空酒瓶晃得“叮当”响——这是特意捡的，待会儿骂累了，能拿它砸砸地。
临时工执法局的目光在我筐上扫了扫：“王队说了，线外可以搁着，但不能叫卖。”
“不叫卖，”我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我就搁着，碍着谁了？”
他刚要说话，王队的巡逻车就来了。王队冲我使眼色：“吴伯，今天风大，早点收摊。”
我一头雾水，上次见过的西装男从车上下来，一脸的不耐烦：“收摊！收摊！”
“收摊？”我突然提高嗓门，捡起个空酒瓶往地上砸，“我孙子在医院等着救命钱，你让我收摊？你们这些穿皮的，就知道欺负老百姓，有本事去抓贪官啊！”
酒瓶碎在西装男脚边，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手往腰间摸——那里别着对讲机，按一下就能叫人。王队赶紧往他手里塞了个热包子：“领导，吃早饭，刚买的。”
“王建国！”西装男把包子往地上一摔，“这都骑到脖子上拉屎了！你还护着他？”
我要的就是这个。
弯腰捡起块最大的玻璃碴，往自己胳膊上划了道小口子，血珠渗出来，我往脸上抹了抹：“来啊！有本事打死我！打死我你们就得赔钱！正好给我孙子治病！”
周围的摊贩都停了手。
王队拽着西装男往巡逻车走：“他孙子快不行了，让他骂两句出出气。”
“不行！”西装男甩开他的手，“规定就是规定！他这是妨碍公务！”
我突然笑了。从怀里掏出小宝的病历本，往他脸上甩：“规定？你给我念念！这上面写的啥？急性肺炎！重症监护！一天一万块！你让规定给我掏钱啊！”
病历本砸在他胸口，滑落在地。西装男的目光落在“病危”两个字上，突然不说话了。
王队赶紧捡起来，往我手里塞：“吴伯，别激动，再想想办法。”
“你想办法？”我往西装男脸上吐了口唾沫，“我就要你们打死我，不敢你就是孙子”
这句话像根火柴，点燃了西装男这捆干柴。他突然攥着拳头冲过来：“你骂谁呢？”
“就骂你！”我往他跟前凑，“你们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西装男的拳头举了起来。
王队扑过来想拦，被我一胳膊格开：“别拦着！让他打！今天不打死我，他就是我孙子！”
我看见他眼底的火苗烧得旺，看见周围的人举起手机，看见王队急得直跺脚。
我突然把脸往前送，几乎贴到西装男拳头上：“打啊！往这打！打重点！最好一拳打死！我谢谢你八辈祖宗！”
西装男终于冲了过来。
“砰”的一声闷响。
西装男的拳头还僵在半空，指节上沾着我的血，他的眼睛有点不可思议，好像打中的不是我，是他自己。
我踉踉跄跄了几步，腿一软了，倒在地上，后脑勺正好磕在台阶的棱角上，眼前开始发黑。
“打人啦！执法局打人啦！”有人扯着嗓子喊。
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儿子举着张缴费单，在我耳边喊：“爸！钱够了！小宝有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