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对于她产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自司马迁以来古今中外学者有多种说法，至今并未达成共识。关于时间，清顺治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说有5000年，有人根据河南贾湖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有9000年，还有人按国际史学界“文明必有文字”的标准说只有3700年。关于地点，则有河南、陕西、辽西、浙江、四川等。一个文明起源的时间、地点，说法如此杂乱，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看来解决这一千年难题，非国家队出面不可了。
让人欣慰的是，国家总算出手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两个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先后启动，分别集中历史、考古、文献、古文字、天文和测年技术等领域数以百计的学者和科学家联合攻关，总共历时二十多年，终于有了国家水平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个项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1993年，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埃及国家文化博物馆看到埃及历史可上溯到6000年前，深感震惊，回国后查看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发现关于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起始年说法不一，相差竟达三个世纪。而且我国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的《史记》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因而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局面。于是宋健邀请相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商讨，于1996年推动设立了这一“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项目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主攻“时间”，弄清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确切年代。
2000年，该工程公布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其中的标志性年份包括: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然而，这一研究成果出台后，来自国内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学者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之提出质疑，工程内部也存在争论。后来，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出来解释，说工程公布的只是“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
不管外界如何议论，这项工程的工作是必须肯定的。夏商周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专项工程在文献、考古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都受到局限，出现一点误差也属难免，但毕竟有了一个相对科学、权威的结论。
第二个项目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一个由国家支持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1年启动，首先进行了三年的预研究，接着第一、二阶段先后列入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此次工程的主攻方向是“地点”，考古队十几年间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都邑性遗址，以及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重要成果，揭示出中华文明的形成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共同演进的结果。工程于2016年结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5月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宣布:探源考古资料表明，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从而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的文明。
至此，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为我们5000年的文明而自豪，而欢欣鼓舞。
在这高兴的时刻，我又想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我们中华文明的长度基本上搞清楚了，但她的宽度却还不够清晰。我说的“宽度”，是指她对世界的辐射，对世界的影响，比如，她给人类贡献了多少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她有多少先进的理论为人类的政治建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她有多少科技发明为人类带来福祉，她有多少创新产品提升了人类的生活品质，等等。由此，我想到，能不能像中华文明探源那样，也启动一个重点攻关项目，比如“中华文明与世界”、“中华文明影响力”、“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等。我相信，这样的重点攻关项目，对于拓展中华文明的宽度，对于中华文明的再发展再进步，对于扩大中华文明的辐射力、影响力，必将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