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做梦，梦见最多的住所，居然是四五十年前儿时在农村的乡居。那是最为简陋的土坯房，却承载着我年少时懵懂的最温情最绚烂的梦。
梦勾起了记忆。被勾起的记忆如同一条奔腾的河流，时而被泛滥的潮水湮灭，时而又被疏浚的清流浮起。记忆的堆积，让我满头的黑发渐次斑白，缘起缘灭，残存的记忆又化为了新的铭记，成为滔滔记忆之河中的一滴水珠。
关于乡居的记忆，是从下放开始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全家下放。从随县城关镇下放到随县三里岗尚店火石冲。当时的术语叫“上山下乡”。
准确时间是1970年7月14日。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故而我记得尤为清楚。那时，我五岁，已经记事了。这里再啰嗦一句，以免外地的读者不明白，当时的随县，如今已经是地级随州市了，隶属湖北省。
一辆“解放”牌货车拉着全家人和全部家当。全家人是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应该算上母亲肚子里怀着的大弟（三个月后，大弟出生）；全部家当散乱地堆放在车厢里，一张大床、一个中柜、一个矮桌和几把椅子，母亲的“无敌”牌缝纫机是最值钱的大物件，再有就是零乱的家什衣物和锅碗瓢盆之类，父亲的几捆书扔在车厢一角，小提琴和二胡躺在最上面，在乱七八糟的杂物里显得极不协调。车厢里还有一盆花，准确地说，是栀子树，小灌木那种。
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驾驶室里；差几个月就30岁的父亲坐在车厢一隅，一路沉默；我站在车厢前沿，迎风歌唱。长到5岁，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我第一次看见了山，绵延不绝的山，山上长满了树，我看见了我从没见过的田野，但不认识田野里长的是什么，我还看见了极多的我平生第一次见过的物事.....我兴奋、我高兴，所以我唱，迎着呼呼的风声，我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直唱到声嘶力竭。
“解放”的终点是一个叫火石冲的地方。当年的全称叫随县三里岗尚店公社红岩大队一生产队。至今我还没弄清楚，有过一段时间，隶属于三里岗的尚店，两个行政区划都叫公社，一个是大公社，一个是小公社。反正那个年代，弄不清楚的事情太多。
我全家下放的火石冲，现在的行政区划是随县三里岗镇尚店村，只是不知道属几组了。自然村的村名应该还是叫火石冲，我的家就在火石冲天子岗下的桑树湾。
落户的房子是生产队的一个闲置杂房，两间九檩的土房子，进深六七米。这么说吧，两间房，总建筑面积大概40平方米左右。
两间房子在农村是不够住的。随后的一个多月，生产队派了几个劳力，又在两间房的旁边盖了两间同样大小的九檩土坯房。这样总共就是一排四间房：一间堂屋、一间卧室、新砌的两间是厨房和杂屋，杂屋里靠墙是火塘。三里岗的大山深处，没有火塘是不能涯过漫长寒冷的冬天的。
这就是我时常梦魂萦绕的乡居。在房子的东头，父亲随后开垦了一片菜园；菜园边上靠房的地方挖了个深坑，置入一个大瓮，缸沿搭上两块木板，扎一圈篱笆就是茅厕；靠房还搭了一个猪圈；家门口有个小院，院子边有颗古老的乌桕，一人盈抱粗细，我们当地叫它木梓树；木梓树下，是一口水井。
记忆里，刚届而立之年的父亲总在尽力打造这个新家，希望努力把它弄得温馨一些，或者说象样一些。他在门前的木梓树旁栽了一颗李树，房子东头嫁接了一棵桃树，菜园的边上种了一棵杏树，他还在门前移植了几丛青竹，种了几株菊花，那盆从城里带到乡下的栀子花，他也移栽到了院子里。来年，当栀子花馥郁的香气引来了一众乡亲，父亲就剪下枝条压在院子边上的小水塘里，发芽后送给他们栽种。
从城里到农村，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
多少年后，当我读到苏东坡的那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和陶渊明的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我知道了父亲的内心，那种隐忍到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倔强。
但倔强终归得屈从于现实。
父亲开始随着乡亲们一起出工做农活，母亲则在家里做缝纫机。十里八村，方圆几公里，就我家有台缝纫机。十冬腊月，乡亲们会把买来的布或家织的土布拿过来做过年的新衣。记得那时候，做一件上衣8角，缝一条裤子5角，最忙时，父亲裁布，母亲缝纫，我则一边用手缝扣子，一边用脚摇着摇篮里的弟弟，一直做工到深夜。
后来，父亲到红岩大队的小学教书去了；随后，又调去尚店的初中教书；再后来，又调到三里岗的高中教书。母亲依旧在家做缝纫，我则到尚店街上读书。
院子里的栀子花一年年盛开，房东头的桃树也开始结出又大又白的桃子，门口的李子树也开始挂果，菜园边的那个杏树，最后也结满了黄澄澄的杏子，一摇树，圆滚滚地就掉下一地来。
日子就这样如流水般的过去。
大概是年纪大了容易怀旧吧，总在梦里梦见火石冲的那个土坯房，那个儿时最温情的乡居。有时大白天，那个房子的影子还时不时地在脑海里浮现，时日愈久，怀念如殷。
乡居是背靠在山坡上的，面北向南，屋后是片栎树林，屋下拐向西不远是条小溪，屋西头靠近公路，公路往南15公里通向三里岗，公路向北2公里就是尚店。尚店街上，有红军小学和尚店初中，那都是我的母校。
读书只在上午，下午放学就得帮家里做事了。上山砍柴、打猪草、放羊、帮父母拾缀菜园，都是我的任务。母亲没有衣服缝纫的时候，就做农活，我就得带弟弟妹妹了。记得八九岁的时候，院子边下雨被冲了一个壑口，我挖土填方，一锄头挖在蹲在地上的大弟后脑勺上，给他留了一个永久的伤疤，终是人小没力气，不然真不知弄出什么大事来。
夏天，烈日炎炎，门口不远处的小溪是我的最爱，常常偷偷地和小伙伴们溜到水潭里洗澡摸鱼。一次，父亲从学校回家里，没见到我，便寻到小河把我揪回家中，在院子里象孙悟空那样划了一个圈，罚我站在圈子里暴晒。长大后母亲常戏谑我，说我的一身黑皮，就是那个时候晒出来的。
寒冷的冬天，下雨下雪了，就是农闲的时候。如果没有缝衣服的活，一家人便坐在火塘边烤火，从山上挖回来的枯树蔸子，似燃未燃，烟熏火燎。我在火塘里一边扒拉着烧红薯，一边听母亲讲故事。最爱听的是《聊斋》《太平广记》里的鬼怪狐狸，至于《西游记》，嫌母亲讲的不细致，早就偷偷地抱着父亲带到农村的大本头，一知半解地啃起来了。夜里做梦，就梦见自己像神仙那样飞了起来。
秋夜，夜凉如水。吃过饭，做完家务，父亲偶尔会搬把椅子，坐在院子的木梓树下拉二胡，我和弟妹则坐在跟前，静静地听。如泣如诉的《江湖水》，凄清的孤寂在夜空久久回荡。记得刚下放那会，年底大队搞文艺调演，父亲小提琴的独奏《绣金匾》，成了压轴节目，开年后他便被调到大队教书去了。大队干部们不知道的是，父亲下放前，曾在随县文工团工作过很长时间。
阳春三月，山花烂漫，这是山村最美的时候，乡居的房前屋后，一片葱茏。其实在农村，大家是不会在意有没有这些山花的，春天到了，熬了一冬，人们终于有了盼头，各种可以吃的野菜家菜野果家果就可以填饱肚子了。闲着的时候，父亲便画画，他画花，画鸟，他把春天的蝴蝶用油漆画到家里的大方桌上，我们兄弟便在桌上用薄纸临摹。乡亲们看了，觉得好，遇有新人结婚做家俱，就请父亲去画画做油漆。这事传开了，三里岗下属的各个供销社就轮流请他去画店里的广告，到七十年代末回城的时候，这些供销社的广告几乎全是他画的。
春天的雨水渐渐多了起来，这对于我家的土坯房又是一个考验。屋顶的布瓦常常漏雨，漏小点的用个竹竿顶一下就不漏了，漏大了得爬梯子上屋捡漏，只要我在家，人小身子轻就该我来上梯子；土坯墙里外都没有刷白，墙上到处都处都是孔洞，漏风还担心跑黄鼠狼；而最担心的，是屋后的土坯墙，墙体己经倾斜了多年，要不是父亲用一根粗粗的檩子顶着，恐怕早已坍塌了。
就这样，在这个简陋的土坯房里，我们一家人一直住到七九年回城。回城的时候是秋天，我正在洪山读高中，父母没有让我回来帮忙搬家，我也失去了再次在车厢里迎风高歌的机会。
房子卖给了桑树湾一户姓朱的乡亲。1986年，我回过家乡一次，房子基本还是原样；2018年夏天，我再次回到火石冲的故乡，回来看我梦魂萦绕的乡居，这次全变样了。土坯墙换成了红砖，布瓦变成了预制板，原来的四间房变成了三间房，不过面积大了许多，菜园荒芜了，水井水塘填平了，桃树李树杏树木梓树统统都不见了，青竹菊花栀子花也失去了踪迹......姓朱的乡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也变了，变成了七十多岁的老人，我的心中，顿时泛起淡淡的失落。
可我依然怀念这个地方，怀念我的故园，怀念我曾经住过的乡居。那房子不仅是我们一家人遮风挡雨的住所，也是家人亲情凝聚和我成长的港湾。如果与我如今居住的高楼大厦比起来，我感觉一点也不逊色，不过是时空变换环境不同而已。乡居伴随着我度过了苦涩的童年与青年的初期阶段，回想那些逝去的岁月，虽然贫穷、酸楚，但更多的却是温馨与快乐。这里有悲欢离合，这里有喜怒哀乐，我喜欢它，尽管没能留下一张照片，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它的样子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是那么清晰，那么美好。
当代西方大哲乌纳穆诺曾说过，记忆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失去了记忆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一个富人有他对锦衣玉食生活的记忆，一个穷人有他对苦苦挣扎生活的记忆，穷人并不因为自己的记忆是苦难的而将其抛掉，换成富人的记忆。对穷人来说，对自己人生的记忆是自己最重要的财富，是确定自己存在的坐标，记忆的存在就是自身的存在。
那个生活了很多年的破旧土坯房，那些发生在土坯房里的历历往事，我的故园、我的乡居，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