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时代，说真话都不容易，不仅需要勇气，有时候还要付出代价。

中国古代因为说真话，直谏而被杀头的官员，可不在少数。

最早有史记载的如商朝比干。

比干是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滥用重刑。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4岁。

近代如明代海瑞。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疏，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班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 遭迫害入狱。

宰相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营护海瑞甚力（详见《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

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世宗死后获释。

海瑞终算是幸运的，起码熬到了皇帝驾崩，自己出狱。

国内如此，国外也不例外。比如达斯科里，比如布鲁诺，他们就因为说真话死在了教会的大火中。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有着绝对的权威。教皇们一直相信，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对于敢否定“地心说”这一信仰的异端，教会从不手软。

1327年，教会烧死了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因为他论证了地球呈球状，他说在地球另一半上也有人居住。

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鲜花广场，宗教裁判所裁定布鲁诺为异端，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

布鲁诺的身后，是一个象征着神圣的十字架。

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说真话其实在哪个朝代，都不容易，甚至付出代价。

所以在历朝历代，说真话和说瞎话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什么时候应该说真话？什么时候应该说瞎话？说话前还真得琢磨琢磨，要不很可能轻则得罪人不招人待见，重则影响升官发财飞黄腾达。

所以说人活着就总会嚷嚷着累，因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动动脑子，唯恐思虑不周影响全局。

都说做人要内方外圆，不过这种精妙的为人处事之道哪能那么轻易拿捏的恰到好处？

很多时候，我选择了说真话，因为多年的“修佛”经历，内心告诉我“不打诳语”。但是现实的种种打脸又让我反思，说真话到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