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起源于唐朝科举盛行年代，意指考试阅（评）卷结束后，朝庭张榜公布时，公榜名单中没有名字的考生，即为落榜生，简称“落榜”，也叫“落第”。在现代，落榜是指参加国家各类考试没有达到最低录取线的那一批人。不论是落榜，还是落第，或者说名落孙山，都是考场失意，落魄归乡，要么来年再战，要么终身与仕无缘。其意之惨，其心之酸，其身之悲，都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述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无数个当代青年遭受过落榜之痛。因为历史原因，这一代人没有打好文化知识基础，壮着胆参加高考，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落榜生，绝大多数落榜生只能失去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在我们农村中学，那是99%以上的青年落榜都是回乡务农，还不包括那些不够胆去考的那一部分人。所以，落榜基本上就意味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七斤半”时代的开始。当然也有极个别青年通过当兵和招工改变命运，也有极少数同学屡败屡战，继续复读，直至中榜。
话说一九八O年七月九日傍晚，结束了人生第一次高考的我，回到中山中学，收拾好了自己的物品，扛着木箱，离开学生宿舍，结束了红岭上中山中学五年的寄宿学习生活，在宿舍楼边上等同村的同学一起回家时，我们敬爱的炳球老师正好路过，很关心地问我考得怎么样？说实话，这个问题，从考场出来，就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每门科目考完，我自己都会在心里默默地估计一下分数，加英语，总分应该有315分上下，若按去年的录取线，有可能达到大专分数线。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是先划分数线，再体检，再填报志愿，然后等录取。没有上线的人，连填报志愿的资格都没有的。
望着一直关心我的炳球老师关切的眼神，我红着脸说，没有考好，把自己默默的估计的分数情况告诉了他，并告诉他，不一定准确，他是我告诉的第一个人，请他保密。炳球老师安慰我说：“放心吧，考完就好了，赶紧回家去，八月初来学校看成绩通知。” 然后，同村的阳发从宿舍楼里出来了，我们扛着箱子走出了学校大门，离开了学校，随着公路边上和我们同样的人群往杨柳陂方向走去。
走出校门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熟悉的、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五年、留下无数青春成长故事的校园，和阳发大声地说了一声：“结束了，回家吧。” 回到村子里，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和炳球老师一样，都会关切地问同一个问题“考得怎么样”，只不过这些朴实的乡亲问的更直接，“考取了吧”，“不用作田了”，“要请客啊”。面对熟悉的热情的乡亲，我早就想好了应答用语，那就是“还不知道的，考得不好”。因为“很会读书”的名声在外，村子里的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肯定能考取大学，肯定不用在村子里作田了。回到家里，除了母亲偷偷的问过我，其他兄弟姐妹，包括父亲都不敢问我。
那个时候，分田到户的春风还没有吹到这个闽西山区的小山村，杨柳陂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随大哥去生产队出工，抛开所有的愁绪和烦恼，扎实的拼命的挣工分，把自己累的很很的。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或清晨醒来时，考卷上的试题，每一题的答案，究竟考了多少分，录取线是多少，还是在自己的小脑袋里转来转去，生产队双抢的活怎么累，怎么苦都无法驱散。而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八月初一天天临近，这些问题越来越越讨厌，心情越来越烦燥，是落榜还是高中，如果落榜，应该怎么样应对？尽管自己无数次地安慰自己，听天由命吧，命运掌握在改卷子的老师手里，但心中何止一万次地祈愿录取线低一些，祈盼幸运之神能眷顾自己。
应该是八月一日傍晚，我从龙头湾插完最后一块田的秧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远在山里的家中，刚进门，小弟弟就告诉我，高考成绩出来了，贤古叔叔和三古头都考取了。小弟弟口中的贤古叔和三古头，是良贤和建光，都是我的发小和同学。听到弟弟说他们俩都考取了，又没有说我，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觉得大事不妙的我，连招呼都没打就往山外的村子里走去，而迎接我的消息是毫不留情的落榜打击。
原来，建光因为去年高考差一点没有考取，他那部队转业的、在县城税务局工作的其华叔叔，一直关心着高考成绩放榜，近水楼台的其华叔叔，第一时间就把我们村子里参加高考青年的成绩搞清楚了，当然也是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到村子里，在建光家后面的小山包上，我知道了其华叔叔传回村子里的消息，建光，良贤，岩古，兰玉和曾家塅的炳东都过了分数线，只有我和阳发没有达到分数线，究竟差多少，他也不知道。那一刻，十几天的焦虑和期待变成了落榜的现实，整个人都懵了，都不记得有没有祝贺建光，也不记得是怎么从村子里回到家里的了。
那天晚上，是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最黑暗的夜晚之一。从推门进屋到自己装饭吃到进房间到天亮，我没有说一句话。母亲在我吃饭的时候就安慰我了，说不要着急，今年不行，明年再考；父亲应该是临睡之前进了我的房间，对着发呆的我说，作田也很好，下半年可能要分田到户了。父母宽的安慰，更加让我万分愧疚和不甘，小学五年，中学五年，还真的是“十年寒窗”，父母亲及一家人为了我读书一直承受着生活的各种压力。今天傍晚的消息，会成为明天村子里的重磅新闻，父亲还好，平时就不大说话，而一向爱面子的母亲，则肯定会遭受非常没面子的打击，一想到这里，更加心如刀割，难以入睡。
天一亮，不甘心的我就出村子了，往中山中学走去，本来想去学校看一下成绩通知，核实一下究竟考了多少分。但是，走到三角坪时，碰到了一个昨天下午去过学校的同学，他告诉我，我考了309分，距录取线312分差3分，他还安慰我，可以回中山中学复读，去年七九届没有考取的谁谁谁，今年都考取了。听到这个结果，我也不想去学校了，而且那么早也没有人，转身就去大姐家里去了。亲爱的大姐当然没有责怪我，而是和父亲一样宽慰我，说他们村子里很快就要分田了，只要人勤劳，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大姐的话，让我冷静了下来，如果分田到户，家里有田，只要勤奋劳动，也不是生活不下去，毕竞能考取大学的只是少数人，既然自己不属于这里面的少数人，就必须认命。于是，在大姐家吃完早饭后，径直回家，坦然大方，厚着脸皮继续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可是，我差3分的消息很快就传回到村子里。于是，几乎村子里所有人都鼓励我，只要象三古头一样，去复读一年肯定也能考取。很快，村子里上了分数线的同学的录取通知书不断来到，两个本科，一个大专，两个中专的消息，再一次让杨柳陂名扬乡里。而我这个差3分的人，会不会、能不能去复读又成为村子里乡亲议论的话题。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家里能考出一个大学生，那真是“鱼跃龙门”，一步登天。
就在这种议论的煎熬下，很快，八月份就快结束了，九月一日就快到了。尽管我在表面上拼命地干农活，似乎决心把“广阔天地”当成奋斗目标，但内心依旧羡慕已经考取的发小，想着他们很快就能走出乡关，走出大山，去山外面的世界继续读书了。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岗头上老菜园翻地，看到父亲心情不错，我柱着锄头把，跟父亲说，我还是想再读一年，也许明年能考上。记得父亲同样是柱着锄头把，抬头望了望天，然后看着脚下肥沃的刚翻过来的沃土，拍了拍锄头把对我说：“还是这个七斤半可靠啊。” 然后就不再言语。我也抬头望了一下天，看了一下脚上的泥，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可是，每个人的命运，冥冥之中是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牵运着。就在我听说语文老师谢宝达，数学老师陈安妮，802班主任、历史老师钟国本也调到武平一中去了，回中山中学复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正准备把诗书之心彻底收起时，已经调到武平一中任教一年了的英语特长班的吴国珍老师夫妇，出现在了我们杨柳陂，来到了我的家里，给我的青春年华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期盼。至于接下来，我的青春，我的高考人生将有如何突变和转机，请继续关注明天的《青春故事——高三文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