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国非普利·贝松著，余中先译的纪实小说《十月的孩子》或许算不上是名著，摆在书架上甚至显得有些不起眼。扉页的注释让我以为这是一本侦探小说：这是牵动法国神经的真实案件，法国孚日山区可爱的四岁男孩格雷高里尸体在冰冷的河里浮起，流言和猜疑在镇上蔓延。孩子的母亲瓦莱丽成了嫌犯，孩子的父亲皮埃尔愤而杀死了另一个嫌犯。案件经历十多年的审理，主审换了三人，卷宗厚达三万五千多页，但仍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乌鸦。
但是这不是侦探小说，没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抽线头”式叙述，也没有柯南·道尔的层层布疑，更缺乏一个让人满意的真相。贝松先生一方面用犀利而清晰的文字，以一个案件旁观者的身份来诉说，冷静的语言却让读者的心灵为之颤动；另一方面，他又引入了母亲瓦莱丽在不同阶段的日记，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内心的独白，从家庭的幸福甜蜜到丧子的悲痛再到对案件发展的绝望，一切切，无需任何表达技巧就把一切罪恶呈现。这样的手法让我们陷入了案件，与瓦莱丽一起情绪波动着，可又让我们可以独立出案件之外，理性思考，是谁酿造了这场罪恶，谁是真正的乌鸦？
最初小夫妻的甜蜜、一家三口的幸福，那么平凡得让人憧憬，但美好变成了罪恶，一具冰冷的尸体，整个家族的明争暗斗，镇上人们异样的目光，以及社会中媒体的冷漠，司法的无能，一切切都汇聚成一点——乌鸦，一个真实存在而有不留一点痕迹的魔鬼身上爆发了。乌鸦，或许只是那个残害格雷高里的凶手的代号，也或许，它就是所有罪恶的象征。美好终结，剩下的只有罪恶的披露，人性之上，社会之中，千千万万只乌鸦肆虐盘旋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
家庭是家族的细胞，可在虚荣和名利之下，皮埃尔和瓦莱丽的家族里的细胞反而是互相伤害的各个阵营，而他们的家庭也差点在这场家族争斗中湮灭。贝松先生毫不否定得在书中用各种线索明确表示凶手就潜伏在他们家族中，只是不知道具体是谁。其实知道是谁又怎么样，当皮埃尔一家的幸福已经触发了别人的某种无理的规定时，当这种安逸已经遭到别人的眼红时，在欲望的浸泡下心灵发出了腐臭味，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乌鸦。人性或许有缺陷，就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身上都存在一个只为追逐快了的本我，这种本我是自私的，很多罪恶其实就来源于这种无限追逐快乐的本我上。但如果是通过破坏别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快乐，这种本我是病态的，这种快了是虚假的，昙花一现之后只会剩下噩梦。
再说说书中出现的两类人，法官和记者，这两者从头至尾一直贯穿于案件，但他们其实也是祸害这个家庭的乌鸦罢了。书中的法官算是彻底的无能，整个案件，几次开庭，都不能完成他所具有的使命，反而中舆论的指引下错误百出，酿造更大的悲剧。几个无能又没有责任心的法官，一个不健全的司法体制，不能成为人民的保护网，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伤害。还有记者，这些记者可是尽心尽职了，从案件开始，他们的镜头就紧追不放。最初，他们没有错，报道罪恶，揭露丑恶本无可厚非。但再看下去，什么都变了，为了吸引读者的关注，为了满足他们所谓的销售量，对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不折手段的采访，使得噩梦无法结束，同时，更滑稽的是，当所有的新闻点都被挖掘一空时，他们自己制造新闻点，在主观臆断中控制舆论，在一堆线索中用心织网，去扼住瓦莱丽的咽喉，而且出人意料的成功了，把最大的受害者变成行凶者，使其锒铛入狱。
我们把职业当成最美丽的理想，不想原来职业并没有那么美好，只要你的心里已有乌鸦潜伏，原本最崇高的职业也只是杀人的工具。
贝松先生是仁慈的，他没有让我们对人性、对社会彻底失望，结局中来得有点快的一张上万欧元的赔偿支票，瓦莱丽肚子里的又一个新生命，至少还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格雷高里案件只是整个人类社会千千万万案件的缩影，有多少乌鸦继续盘旋，有多少罪恶仍在弥漫，又有多少希望可以让我们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