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而为之”，
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
一部《论语》都可废。
这是一首小诗，为胡适所做，他觉得“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不知老之将至”这两句话，是孔子人格和精神的集中表达，有了这两句话，其它的均可废掉。
这当然是胡适的一家之言，他之所以觉得这两句话重要，因为他自己也想做这样的人。
“明知不可而为之”且“不知老之将至”，把一个为了理想而不断奔走的孔子形象给刻画出来了。我们说就凭这么一个形象，孔子他老人家就值得我们去尊敬，难道一个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人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不过，孔子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不断奔走，不断向施政者游说，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身心俱疲，“累累若丧家之狗”。他像丢了家的狗一样，挨家挨户地到处乞食，但又被人家给无情地撵了出来，孔子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丧家狗”这个评价来自一个郑国的人，李零先生有本书叫《丧家狗》，就采用了这个评价。为什么李零教授要用这个评价来评说孔子并作为他的书名呢？据他的意思是他想做到“去圣”，他认为去圣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孔子。
但是鄙人认为，其实大可不必去忙着去圣，孔子远比我们想象得重要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无异，孔子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奠基者，是我们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在这一点上他很重要，说他是圣者也不为过。但是历来成大事者，也没有几个真把他说过的话当回事儿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他们哪里去管《论语》怎么讲，他们研习的都是厚黑学，整天盘算着怎么去对付人。
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说得难听一点的就是“打倒孔家店”。我还是那句话，尊孔抑孔全是政治的需要，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死了还能属于？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史记·孔子世家》
但是如果把孔圣人说有是丧家狗又觉得过不去，好像是在骂他，但这是司马迁的记载，我们不得不信。况且孔子他老人家自己也认可，连说了两个“然哉。”所以我们这些后人也大可不必为他鸣不平，他老人家海量得很，用子贡的话说，我们贬损日月于日月何损？说的也是，孔老夫子是日月一样的存在，毁之誉之，与他何干？
孔子是日月一样的存在，但是他生前郁郁不得志那倒也是真的。他死后，子贡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造圣”运动，把他给神化了。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老人家的地位才被尊崇起来，可他生前却是一个“丧家狗”一样的存在。
不过这个丧家狗一点儿也不讨人嫌，我反而他可爱，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丧家狗？那还不是因为他心中有原则，心中有理想。如是没有理想，他会这样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学说吗？如果没有原则，人尽可君，还会丧家吗？正是因为有原则有理想才把他逼成了丧家狗。
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受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这一困困了大家伙好多天，没吃的，没喝的，大家都饿坏了，心中不免有怨气。子路修为不好，就把这怨气给发泄出来了，他找到孔子发牢骚，他问孔子，“君子也会困顿如此吗？”孔子知道他的怨气，但他内心很稳定，他对子路说，“君子也会困顿，只不过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君子在困顿时也有所坚守，不像小人，一旦困顿就胡作非为。”孔子这话说得有点狠，他是在抱怨子路不该这么沉不住气。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这段话就很好地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这说明他心里有原则，有坚守，不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如果你说孔子是一个卫道者，是一个死守原则的人，那倒也未必。他就曾想跑到一个叫公山弗扰的人那里去做事，公山弗扰这家伙是个恩将仇报的人，道德上有很大问题，但是孔子还是想去他那里去做事，子路又不高兴了，就阻止了他，这一点我在之前的解读中提到过。
孔子有原则，不是没原则，但又不是特别有原则，干大事的人无不如此，同志们不必介怀。孔子就说得很好啊 ，他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非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非不要怎样做，而只考虑怎样做才合适恰当，就行了。”儒家不也讲经与权吗？
有人就曾经问过孟子，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但如果嫂子溺水了救不救？孟子很气愤地说，嫂子溺水了都不救，那还是人吗？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没错，但救嫂子，那是义，是权。
这就是儒家的“经权”，经与权的标准就是孔子所说的“义与之比。”就是心中的认为的正当性。那又有人问了，这个正当性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不清楚。不过有子的话似乎涉及到了这个标准，他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标准就是“可复”，也就是说可以重复这么做，而不觉得不妥，这就是标准。不过这是我的解释，朱熹的解释与我的不一样，我也不知谁的对。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淳于髡 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 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孔子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即使是公山弗扰那样的人来找他，他也想去做出一番事业了。孔子毕竟不是一个隐者，他也许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但在那个乱世，你如果过于洁身自好，恐怕真的于事无补。
像伯夷叔齐一样，虽然心中有高义，但结果也就是饿死首阳山，只不过是留下一个供世人敬仰的标杆罢了，于世事确实没多大益处。
但是孔子还是很推崇他们，孔子把他们拿来和柳下惠做了比较。
孔子把隐逸之人分为了三类，他认为伯夷叔齐是一类，说他们志向不降低，身份不受辱。柳下惠次一点，降志辱身。他三次做法官，又三次被罢免，貌似没啥原则，不过，他的言语却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具有中正的精神。虽然忍辱负重，但其内心还是有志节的。第三种隐者是像虞仲、夷逸那样的，完全避世隐居，放言高论，孔子认为他们也很清高。但孔子说他自己是“无可无不可”，就是前面讲的“无适也，无莫也。”貌似没啥原则，但是如果说一点儿没有，那也不会是丧家狗了。但是按他的说法，他的标准似乎比柳下惠还低。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无可无不可”很准确地表达了孔子的处世之学。宋代的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我觉得不必半部，就这一句话就行了。做事，无可无不可，不必非这样做，也不必非那样做，一切因事因时而异，没有一个铁定的标准在那里。
所以我们说孔子是经验论者，他不想去思考“性”，“道”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因为思来无义，反而会束缚了手脚。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所以在孔子那里，没有必要是一定要出来做官的，也没必要是一定要归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不一定非要仕，也不一定非要隐，关键是有道还是无道，有道就仕，无道则隐，孔子倒也豁达得很。所以孟子才说孔子是“圣之时也。”
孔子既有“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卫道精神，也有“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所以孔子是个多面孔，后人尽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解读。所以胡适才说“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皆可废。”胡适认识的孔子就是真孔子吗？未必。庄子是隐者，他笔下的孔子又时常以隐者的形象出现，他眼中的孔子倒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也不能说他的孔子就不是真孔子，即使像孟子这样被后世推为得孔子真传的人，他眼中的孔子就是真孔子吗？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个汉姆雷特，一千个后人中就有一千个孔子。“木铎”也罢，”丧家狗”也好，它们既是孔子又不是孔子，它们代表着一部分的孔子，却不是全部的孔子。而吊诡的是，不论我们是追捧孔子，还是贬低孔子，孔子都是我们绕不开的一座大山。尊孔批孔，中国的每一次文化活动，守旧也好，革新也罢，孔子必然都是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对象。
这充分说明，孔子其实已经与我们融为一体了，他代表着我们民族中精髓的一面，也承载着的们民族中糟粕的一面，所以，谈论孔子就是谈论我们自己，认识孔子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古往今来，能够把毁誉担于一身，不论怎么被理解，都无法损他地位于分毫的，在中国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