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你好，天津博物馆你好。在距2011年5月20日第一次参观天津博物馆8年后，我于2019年11月26日又专程赶往天津，参观在这里举行的《殷契重光》——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

　　8年后的天津博物馆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原老式拱形玻璃式建筑的天博已成为自然博物馆，在其右侧拔地而起了一座新的宏大的现代化的新馆。这里不仅建立新的博物馆，同时还建立美术馆、歌剧院，成为天津市的文化中心。

　　天津博物馆是甲骨文收藏和研究的重镇之一。馆藏甲骨文1847片(天津历史博物馆)主要得益于王懿荣、陈邦怀和王襄等人的旧藏，且大多数为早期发现的甲骨，其中不乏片大字多、字口清晰、内容重要的珍品。所展示的这批甲骨珍品共计120余件，既有甲骨，也有兽骨，大小不一，保存完好，内容丰富，涉及到商代的祭祀、征伐、内政、田猎、农业、畜牧、天文、气象、生育、疾病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我们知道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成体系的、有一定文法可循的成熟文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汉字的直系源头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因”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天津与甲骨文有着很深的渊源，早期甲骨文的收藏与研究不乏天津人的身影。王懿荣作为甲骨文的发现、收藏、断代者和爱国志士，生前约计收藏了1500余件甲骨。1900年庚子国难时壮烈殉国。时年56岁的王懿荣尚未来得及对甲骨文深入研究，便过早地与甲骨文诀别。其所收藏的甲骨大都归于他的学生门人刘鹗所有。余下350余片传至王懿荣的孙女——天津教育学院教授王福重手中，为妥善保管这批甲骨，并被后人研究，王福重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便将其捐献给天津市政府。其中300余片1963年拨交给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前身)。

　　陈邦怀(1897—1986)，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江苏丹徒人。长期生活在天津，曾任天津文史馆文员、副馆长，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甲骨文合集》编委会委员。著有《殷墟书契考试小笺》(1925年版)、《殷契拾遗》(1927年版)、《甲骨文零拾》(1959年版)和《殷代社会史料征存》等著作，对甲骨文字考证及商代四方风名、官寝制度、先公旧臣钩沉发微多有创见，对甲骨学做出来一定的贡献。1958年，陈邦怀先生将其所藏的150片甲骨出让给天津历史博物馆。

王襄(1876—1965)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早期甲骨文的收藏和研究者。1920年天津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前身)为其出版了《簠室殷契类纂》一书，该书为甲骨学史上第一部甲骨文字典。1925年天津博物院再次石印出版了他的《簠室殷契征文》一书。1953年完成了他晚年的代表作《殷代贞史特征录》一书。1945年胡厚宣至天津访问王襄时，他的甲骨尚有3000余片(最多时达4000余片)。1952年王襄出任天津文史馆馆长。1953年王襄将其所藏的甲骨1153片出让给国家。这批甲骨于1956年拨交给天津历史博物馆。1965年王襄去世后，其家属将他的书法、遗稿及收藏的文物748件捐献给国家，其中甲骨13片，入藏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王襄甲骨共计1166片。

　　王襄先生在甲骨学的地位虽不能和甲骨四堂比肩共论，但无疑也是位在甲骨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代大家。

　　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意义日见其巨大，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甲骨文已由过去不为人知的“中药”(龙骨)到文人雅士收藏的“古董”，而一跃成为珍贵的商史资料。甲骨文已由过去少数学者涉猎的“罗王之学”或王国维的“绝学”，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甲骨学。甲骨文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甲骨学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2017年，包括天津博物馆在内的国内11家甲骨收藏单位联合申遗成功，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甲骨文已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重视。正如在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大会上的贺信所指出的那样：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的传承发展。(孙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