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揭秘周公在权力巅峰转身之后，于寂静宫室中，以冰冷青铜为笔，以王朝兴替为墨，以文王六十四卦为骨架，刻写惊心动魄的周人创业史诗的创作心路。

一、 归政后的忧思：策典诞生的历史契机

当周公毅然还政于年轻的成王，退居幕后，一个巨大阴影却挥之不去：如何确保这得之不易的“大邑周”基业永固呢？

牧野之战的刀光剑影、三监之乱的殷鉴未远，无不警示着创业之艰与守成之难。文王推演、暗藏玄机的六十四卦框架，此刻在周公眼中，不再仅仅是沟通神意的筮占工具，更是一个绝妙的载体——一个可以系统地书写周人克商建国壮阔历程，并从中提炼历史智慧的模板。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传》），这忧患，正是周公对周祚绵长的深切忧虑。

二、 数字卦爻：不假玄虚之名

还原到三千年前的创作现场，我们必须摒弃后世根深蒂固的阴阳爻观念。彼时，文王六十四卦还是以奇偶数字编排的组合。奇数在七、八百年后演变成了阳爻，偶数在七、八百年后演变成了阴爻，仅此而已。甚至对于《周易》来说，爻的这种奇偶之别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爻题仅有最朴素的初、二、三、四、五、上，标示着爻在六段逻辑中的位置序列，绝无后世“九六”之指称。卦也没有后世所定的固定卦名，只是用卦辞开始的一两个字质朴而简洁地指出核心内容，揭示此卦主题。卦辞，其实相当于后世小说中章回回目的作用。卦名，则纯为后来以《易》为卜者所为。

三、 史事为序：铭功先王事迹

周公准备按照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写作，从青年文王开始，到武王去世截至。虽然是记录历史，却不是采用编年体，而是类似于记传体的写法，以人物生平经历为线索展开。这也是历代易学者觉得《周易》不像历史记录的原因之一，他们是习惯于用编年体来进行评判比较了。

主要事件如下：

周文王：恋爱成家（31-38）——入仕历练（39-40）——在朝辅政（41-42）——商周决裂（43-44）——抗殷救国（45-46）——羑里之厄（47-48）——变革图强（49-50）——伐边安境（51-52）——战后恢复（53-54）——崛起西陲（55-56）——兵败求和（57-58）——应对制裁（59-60）——韬光养晦（61-62）

周武王：学生时期（3-4）——入仕历练（5-6）——从军建功（7-8）——辅政文王（9-10）——应命继位（11-12）——武王伐纣（13-18）——开国理政（19-28）——因病辞世（29-30）

另外，乾坤（1-2）两卦是对武王一生的总结，既济未济（63-64）两卦是对文王功绩的回顾。

四、 六段叙事：每个卦都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

为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周公设计出了“事分六段”的叙述模式，将每个主题事件都从开始到结束分成六个阶段展开剖析：

初爻代表起始阶段，事物刚刚萌发；二爻为入门阶段，开始接触和初步了解；三爻表示小成，取得初步成果；四爻是提高阶段，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五爻达到大成，实现目标；上爻为结尾，事物走向终结。

这种六段结构，符合人们开始如何、然后如何、结果如何的思维逻辑，使叙事层次清晰，条理井然。

这种六段结构，将每个叙事单元所处的逻辑阶段直接通过爻位定义了下来，成为叙事的背景前提而无须用文字去解说，使叙述直入主题，简洁明了。

这种六段结构，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细致呈现，使每一主题都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历史事件单元（偶卦则是哲理思辨模型），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五、事理对偶：以史阐理的宏大结构

为了达到以史阐理的目的，周公将64卦两两对偶，设计出了叙事与阐理相结合的篇章结构。他以奇数卦为主视角，承担叙事功能，如同一部生动的历史纪录片，将关键节点与重大事件徐徐展开；以偶数卦为辅视角，负责分析阐理，针对奇数卦所叙之事进行深入剖析，宛如一位智者对历史故事进行深度解读，挖掘背后的规律与智慧。

比如《屯》叙述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学堂生活，《蒙》则是解析对不同阶段学生的教育理念；《家人》叙述女子从新媳到主母的经历，《睽》则是解析不同阶段主妇面临的主要问题。

显然，这样进行职责分工后，叙事和阐理杂而不乱。既保证了事件描写的完整性，又能使阐理有的放矢，容易理解。这种对偶双璧的结构，还使得事理相因，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说明，历史事件的呈现因而更加立体生动，内在事理的解析也更加丰富深刻。

卦序更是通过这种严谨的对偶结构，巧妙串联起修身、立业、治国、平天下等诸多主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个人品德修养到国家治理方略，涵盖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为后世治国理政与为人处世提供了丰富借鉴。

六、 忧患之书：字里行间的历史回响

细读爻辞，周初特有的“忧患意识”力透简背。

《乾》上：“亢龙有悔。” 《坤》上：“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是以牧野之战为警示对高位者任意妄为的谆谆告诫。

《剥》上：“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复》上：“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这是以帝辛刚愎自用为警示对高位者亲佞远贤的谆谆告诫。

这类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词句，正是周公将血与火的经验教训，熔铸于爻辞之中的炽热箴言。

七、文采斐然：成语典故信手拈来

近人从《周易》中发掘出数百个成语，比如群龙无首、含章可贞、括囊无咎、括囊无咎、不速之客、开国成家、虎视眈眈等等。书中还巧妙地引用典故或者史事来深入浅出叙事说理，比如王用三驱、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等等。再加上精炼的文笔、如诗的韵语，无一不展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潜心著述的精神。

八、吉凶悔吝：契合时代的神道设教

1. “吉凶悔吝”：占卜术语的表象

“吉”、“凶”、“悔”、“吝”等术语，乍看很像是占卜结果的判词，是预测未来祸福的断语，所以迷惑了众多研究者。以至于自孔子以降，大多数学者都认定《周易》是本“卜筮之书”。实际上，在《周易》中这些并非断辞结论，而是作者巧妙利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迷信盛行）来劝人趋利避害（情境描述和行动建议）的一种语言形式。

2. “神道设教”：顺应时代的教化策略

在民智未开、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商周之际，占卜（龟卜、筮占）是沟通神意、指导国家大事和个人行为的绝对权威手段，深入社会骨髓。直接宣讲历史教训、政治教化或抽象的伦理道德，其效果远不如将其包裹在“神谕”或“占卜结果”的外衣下。人们更容易相信并遵从“天意”或“神示”的指引。

3. “是斯时最好的教化”：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与智慧

顺应认知水平： 在科学理性尚未萌芽的时代，“神道”是民众理解世界、解释现象的主要方式。用他们听得懂、信得过的语言（占卜术语）进行教化，是最有效的方式。

赋予合法性： 新兴的周王朝需要为其取代商朝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解释。“天命转移”是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周易》通过“神道设教”，将周人的成功归结为“天命吉凶”，从而巩固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传播核心价值： 利用“吉凶悔吝”的框架，将“敬德保民”、“明辨是非”、“知几慎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等维系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的道德准则、政治智慧、处世哲学，巧妙地融入其中。这些价值以“天命”或“占验”的形式呈现，更具权威性和约束力。

总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神道设教”这种方式，堪称实现思想传播、价值灌输、政权合法性构建以及社会治理的最为高效且稳妥的途径。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时代认知，将统治者意欲传递的信息，以最易于接受、最具权威性的方式送达受众，真正做到了“因时制宜”、“化民成俗”。体现了周公非凡的现实主义策略和深远的文化构建能力。

结语：旦公之风，山高水长

后世尊《易》为卜筮之祖、玄学之源，尊崇其“不明觉厉”的神秘感。然而，当我们拂去《周易》上面那些后世精心涂抹的玄奥油彩，从“周易本义”的视角审视，它便不再是飘渺难测的天书，而是一部沉甸甸的、带着青铜冷光与竹简墨香的史诗。

反驳者说，你说《周易》是记录周开国历史的，但写得也太隐晦了吧。其实，隐晦只是后人的感觉，回到当时，从周公的视角，全书的主题按时间顺序一气呵成，事件的描写按六段逻辑依次展开，每一卦的历史背景都跃然在目，根本没有隐晦之说。只是时代变迁，脱离《周易》历史背景、囿于时人成见的后人不再理解罢了。

周公的一生，可以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述。武王克商时他是鼎力助手，武王去逝后，天下飘摇，周公摄政定邦，三监作乱，周公三年平叛。东征归来的血衣未褪，便开始为周室织礼乐经纬。他将宗法分封、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熔铸为华夏首个完整治理框架。"礼乐刑政"四维并举，使"尊尊亲亲"的秩序理念深植人心。孔子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摄政七年，周公以吐哺握发之勤勉，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之赤诚，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奠定后世基业。还政成王后的寂静岁月里，周公退而不休，依然心系天下。他要通过记录历史来总结规律、警示后人，留下一部“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镜鉴。这部著作，也成了周公生命的绝响。

真正读懂《周易》的本义后我们会发现，中华文明早期最璀璨的理性之光，并非诞生于虚无缥缈的玄想，而是深深植根于对历史经验冷静而深刻的剖析与铭记之中。

周公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