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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

信条激情的政治——道德主义与抗议、愤怒与曝光、理想与改革——在70年代中期走向终结。像17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一样，美国再次从先知国度变成了小店主的土地。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至少从表面看来，70年代末的政治至和50年代末没有多大区别。

S& S时期最深入、最激烈的改革莫过于扫除南方各州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的法律。以任何评价社会变革的标准来看，这场运动都是非常成功的。它需要来自政治体系顶端和底端的合作——联邦法院、国会和联邦政府的权威行动，再加上黑人和白人民权分子的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

虽然大约只占民选官员总数的 1%，其中却包括了 17位国会议员，还有底特律、洛杉矶、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等大城市的市长

60年代初，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相当于白人的 54%， 197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62%，越来越多的黑人提升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找到了薪水更高的工作。然而到 70年代末，黑人和白人的经济情况仍然存在实质性差异，这尤其反映在失业率等指标上，居住方面的去隔离化也进展甚微

武装力量的兵力已经少于越战扩军前的数量。情报部门的预算也被大幅削减。情报部门不得进行情报搜集之外目的的行动，除非经由总统批准并呈报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最后，总统的外交权力也被国会中的改革派认为过于强大，因而遭到了限制。《战争权力法案》（ War Powers Act）限制了总统派遣武装力量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还有众多其他措施被用于重新安排行政和立法机构在对外事务领域的权力分配关系。

迫使美国政府撤出越南的行动显然是成功的。无论这些行动本身是否有意于此，它们的确让 1975年的北越更加轻松地控制了整个越南。裁减、削弱军事和情报部门的行动导致的影响至少持续了 10年。然而到了 70年代末，出于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的本质的理解，加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引起的担忧，使公众和国会对这两个部门的态度发生了剧变。增加军费开支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对军事和情报行动的限制也放松了，原本用于阻止情报机构滥权的所谓“情报特许法案”（“ intelligence charter”）也在国会陷入停滞，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一样，成了 S& S时期未竟的改革事业。最终，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力天平开始缓慢地向后者倾斜。

改革派在其他两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退出越战，但是在政治领域并未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功，改革的结果经常有悖于改革的初衷。从改革成就的总体持续性来看，只有废除种族隔离得到了长久保持。这说明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具有反复出现的特性，也证明了汤姆·海登站在 70年代末的高点回顾往昔时的困惑与不解：“我们结束了一场战争，赶走了两位总统，在南方废除了种族隔离，还推翻了歧视的藩篱。我们怎么可能成就如此之多，却在最后收获寥寥？”

政党在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政党的这项功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么重要（威尔逊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个例外）。 60年代，两党活跃分子对待公共政策的看法越发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富裕程度，使选民更倾向于根据具体议题以及与议题相关的整体意识形态立场投下选票。（有钱的）候选人能够利用电视轻松地接触选民，令政党提供的竞选组织和工作人员不再那么重要。六七十年代引进的许多改革措施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不是有意如此的话）。最后，社会议题复杂性的持续上升需要更多的专家和更高的专业化水平，而政党通常不具备相关能力。

在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自由主义者都把总统看成是开明领导和进步立法的主要来源，而将国会视为由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把持的保守主义堡垒。但无论是印象还是事实，都在六七十年代发生了改变。自由派开始对总统权力感到恐惧，于是想方设法找机会，利用国会推动进步改革。

总统任期通常是短命的，华盛顿的参议员、众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官僚、游说集团和媒体记者却能长期履职，这必然使总统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述，总统的虚弱地位还表现在其与媒体和官僚的关系上。官僚系统不能对命令作出迅速、积极的回应和执行，让S&S时期的每位总统都深感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