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一月四号，在我的好朋友仲旭善去世的第六天，我和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九位亲友一起来到了拉萨。

原先计划就在兰州发起一个小规模的悼念活动。具体是：我们几个关系密切的同学找到的仲旭善生前的其他好友(不能假设仲旭善最好的朋友就我们几个)，坐在一起，大家相互郑重地见一面,聊一聊和仲的共同经历，以及提供给我们一些照片，视频，我把它做成纪念媒体，发给每一个在乎他的人。然后回到家，等待仲的父母携带其骨灰来到老家。我们去坟前祭奠聊表心意。我是这么计划的，所以下了飞机后就去和其他同学汇合，想争得他们的同意，安排好具体的流程。

但是，我们几个没能商量出结果，他们不同意我的某些想法，具体是：

我的想法：要把仲旭善的社会关系尽量处理稳妥，比如找到他生前和他联系紧密的对象，用书面通知的方式，告知对方仲旭善的噩耗，尽快停止一切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这里说的紧密联系，不光指感情，还包括经济，生活方面的往来，用书面通知的意思是求郑重，我不想让认识他的人在这么大的事儿上心存怀疑，或者很长时间后才通过流言得知消息，所以我打算破解仲的手机，通过他的社交软件来做这件事。如果手机无法打开，可以通过微博，QQ，微信的留言、互动区广发讣告。 总之，我的主张是仲作为一个体面人，这件事是他的父母要做的，如果他的父母暂时由于悲痛无暇顾及，那我们这一帮同学就责无旁贷了。

他们的想法：这件事太繁琐太复杂，就算是尽力而为，尽多大的力呢 ？如果不破解手机，很难找到所谓的亲密关系，如果破解，就会太多打扰他的父母，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只能删繁就简，大事化小，而且据他们所知，仲并没有过分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为人也向来单纯坦率，所以可以排除经济纠纷和情感瓜葛，言下之意就是不作为。

都有道理，但是饭桌上，酒精混着伤痛的我是绝不同意不作为的。但是没有结果，就只能不欢而散。

冷静一些后，我想到，是我被感情冲昏了头，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也不能要求所有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的所有想法的来源仍然是悲痛，就像所有失去好友的人一样，恨不得要全天下为他披麻戴孝，捶胸顿足。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把情绪的枪口对准自己人，看谁敢表露出丝毫对自己想法的折扣，都会猛烈开火。无论我的心情如何，和兄弟们见面是应该的，但是强求他们同意我的想法就不对了。 我最后问自己，我现在最想做什么？答案很明确，就是想多尽一份责任，多留一份念想，多解一份悲伤。

想清楚这点，我立马决定直接去拉萨。
于是在一月四号，我到机场，准备飞往拉萨。在候机的时候，我得知仲的父母，亲友和我同一个航班，在登机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叔叔搀着阿姨上了飞机。我没有去打招呼，因为怕我自己情绪失控，我们的高中班主任，仲的舅舅，已经竭力在维持场面了。

拉萨海拔很高，所以飞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就飞在群山之间，仿佛我们伸手就能碰到山壁；空气相对稀薄，阳光充足，能见度很高，山上的每一条褶皱都清晰可见，我想起了小时候睡在外婆旁边上，用手指划她的皱纹的场景；紫外线很强烈，仿佛穿过了羽绒服，刺得脊背发烫。

一下飞机，我心中默想，好兄弟，我来看你了。这一想，顿时感觉悲从中来，泪水随着过往的一幕幕闪过而涌出，瞬间就无法自抑了，我怕被叔叔阿姨一行人看到，赶忙捂住双眼，跑进即将乘坐的大巴车里，但是呜咽声还是被一同前来的拉萨市的团委书记听到，我泪眼模糊间居然听到他打了一句官腔：“不准哭，否则要负政治责任”，我没多想，用纸巾捂住眼睛挤到车尾去了。

大巴到达市区团委组织为我们一行安排的宾馆后我们下了车，这时候，我才敢观察叔叔阿姨，我看到他们仍然相互搀扶着，显然两人在最近几天就合过眼，脸上血色全无，眼皮严重下垂，已经完全脱相，叔叔勉强能讲话，用低沉的声音和我寒暄了几句。仲阿姨已经神思游离，无法认出我来了，她看周围的人的眼神是空洞的。同时，我得知，仲的遗体停放在医院里。下午很多人逐渐出现了高原反应，所以我打算明天再向叔叔阿姨提出我的想法。不过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就所有事情的处理程序，政府代表和亲属双方好像并没有沟通清楚，比如政府如何赔补偿烈士家属，遗体什么时候火化，其他的私人物品，档案等如何处理等。

我所想的一切，只是因为我的感情让我把仲当做自己的亲兄弟来对待，所以觉得义不容辞地要处理他的社会关系，但是如果他的父母亲友都觉得没有必要，那我也不强求，告别遗体后，我就直接回杭州了。

 同学党继军   于二零一八年一月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