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诗，他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陶渊明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汁液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
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炜说：“他们都是出入‘丛林’（指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12]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图2-5]。时至今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
七
天高地远的黄州，使得在政治绞杀中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正是在这里，苏东坡对自己从政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和渴求，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苍生，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像一块质地均匀的石头，拒绝一切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人到中年，就已经白发苍苍。在黄州，他给李端叔写信。他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插图][插图]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16]那时的他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如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颗牙，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地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才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政治的荒谬，让那些在儒家经典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书生陷入彻底的尴尬：他们想做天大的事，却连屁大的事也做不成。因此，在苏东坡看来，自己一根筋似的为皇帝写谏书，全是扯淡。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有的词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箭，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的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于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相互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九
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
十
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苏东坡在友人们的陪伴下，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黄州东南三十里外的沙湖看田——据说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肥田沃土。那一天，行至半途，突然下起了雨，人们惊呼着躲避，只有苏东坡定在原处，丝毫没有闪躲。在他看来，这荒郊野外，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倒不如干脆让大雨浇个痛快。在这镇定与沉默中，那些四散奔跑的人显得那么滑稽可笑。没过多久，雨停了，阳光把那些湿透的枝叶照亮，在上面镀上一层桐油似的光，也一点点地晒干他身上的袍子，让他浑身痒痒的。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被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幽幽地吟出一阕《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3
三
朝廷上的混乱与纷争，每每使苏东坡陷入过于喧嚣的孤独。在他看来，朝廷政治，带来的不仅仅是无效的沟通，对生命的损耗，更会带来人格的堕落，与儒家的精神背道而驰。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是一回事，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但这些儒家士人，要实现他们的家国理想，朝廷是他们唯一的去处，而进入朝廷，他们就变成了帝国的政治动物，蝇营狗苟，不再有匡扶天下的能力和勇气，一朝掌权，便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正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帝国的体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最后胜出的，一定不会是优选出来的精品，而必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后来蔡京、高俅的上位证明了这一点），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也就成了虚伪与堕落的大本营。这或许就是儒家士人的悖论。这是体制决定的，而不是理想决定的
所以林语堂又说：“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二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快乐与凄凉，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艺术里。在悲剧性的命运里，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开岭所写的：“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三
有的艺术家必须依托一个好的时代才能生长，就像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感叹的：他生得太早，或者太晚了。但像苏东坡这样的人是大于时代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时代都压不死他。他给予那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因此，木心说，艺术家仅次于上帝。
一
这不仅是因为苏东坡重要，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萦绕着他的诗句词句。比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比如“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比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比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如“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比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比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更不用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里面，有孤独，有相思；有柔情，有豪放；有挫败，有挣扎；有苦涩，有洒脱。他的文学，几乎包含了我们精神世界里的所有主题。于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他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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