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宋一代文学巨匠。因为他文才过人，因为他豪爽不拘，也因为他政治上的“不随”，在其当代即已声名远播。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但他的精神即使在现代又有几人能企及。其人、其品、其作、其思，置于百代之后的今天仍是熠熠生辉，让人不得不仰而视之且满怀崇敬之情。苏轼一生饱怀经世济民之志，却政治坎坷、仕途连蹇，但他着实是将儒、佛、老三家哲学的思想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在贬谪生涯中，仍能“且陶陶，乐尽天真”，在失意的社会人生与恬淡的自然人生之间找到了平衡。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个豪放、潇洒、慈柔、磊落、旷达的苏轼。而他的词风也在其人品的渲染之下“自是一家”：突破了早期词必香软的樊篱，奔放灵动、不拘一格、才思横溢、气势壮阔。
二
我偏爱的词人是苏东坡。此语未免有套用之嫌，因为林语堂先生曾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而他的《苏东坡传》更是“满纸景仰情，一把知已泪”，宛然真正是“痴”了进去般，写苏东坡的传记恍如在写自己，亦东坡亦语堂，对苏东坡一生的文学成就和伟大人格的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其中虽也不无偏颇之处，但对苏东坡的“特性”倒也把握得几分精准。而我将林公此言的“诗”改为“词”，很明显是因为敝人爱词，尤爱苏翁之词。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诗不如词，而只是觉得词比诗多了一份“随性”。这倒有几分像苏东坡的性格。但我要强调的是，我所谓的“随性”是指其作人作文时的“率意而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手随心想，笔随心行。而事实上，苏轼的心性又恰恰是“不随”的。君子“和而不同”，“人格独立”最能表现苏轼的精神。苏东坡曾发表“不随”的誓言：“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老弟与温公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但是在那样的专制社会里，要做到坚持自己的是非标准，不随权势变化，谈何容易！于是被排斥、被贬谪是必然的。然而，固执地“不随”，却也正是苏东坡最可贵、最值得钦佩的地方。
苏东坡的思想比较复杂，濡染儒、释、道三家哲学于一身，并在杂取三家思想精髓的同时，主儒术而不迂腐，参佛老而不耽溺。儒求名，释求空，道流虚。儒家思想至汉代后，渐成独尊。受儒家思想影响，苏东坡早年即立志于辅君治国、经世济民，“奋厉有当世志”，却政治坎坷、仕途不遇，一生倍受打击。而当他的政治抱负落空后，道家的因任自然，佛家的自我解脱，又使他发现并开始锤炼生命的另外一层意义。在这三者貌似并不谐和的思想蕴结中，苏东坡却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人生苦短，转瞬即逝。所谓荣华富贵，所谓高官厚禄，也不过是过眼烟云。何不淡泊名利、随缘自适、超然物外，乐尽天真。人间有味是清欢啊！
三
苏轼的人生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从名震京师、初入仕途、熙宁变法到“乌台诗案”，再到谪居生涯。苏轼这一路走来，尽显其倾荡磊落、潇洒出尘、豪迈不群的气质胸怀。
初入京城之时，也是苏东坡人生最为得意之时，“一门两进士，两代三文豪”，何等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正所谓“文章憎命达，痛苦出诗人”，人生如果一直是这般的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话，也许就成就不了苏轼这个名噪千古的旷世文豪了。况且，东坡性不忍事，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在针对变法的观点上，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又不善于隐忍，有话就说，有诗就写，不吐不快，毫无顾忌，甚至在朝堂之上，也敢于向皇上叫板，这样的坦荡胸怀自是得罪人不少。
苏轼终以“乌台诗案”获罪，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但苏轼若是闭缄其口，如他弟弟苏辙时常劝诫那般少说时事，少写时诗，作个悠闲自得的闲官，倒也不必惹此祸事。但苏东坡必竟是苏东坡，“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的气质胸怀使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不敢漠视”，终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而遇到了这生平第一祸事。“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至此之后，苏轼的生涯几乎一直处于贬谪和请求外调之中，虽有短暂的元佑还朝，并风光地连升三级出任要职，但也只是使苏轼更加深刻认识到官场险恶习，名利虚浮。
倘若说，贬谪生涯是一种磨难的话，我倒更愿意把“磨难”换成“磨励”一词，磨励成就人生。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而显然苏翁也是这么认为的，并豪爽地乐在其中，修练出高旷奇逸的人生境界。钱钟书先生说，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真可谓智者智言。而苏东坡在九百多年前即已是深谙此理的了。被贬后，苏东坡仍不改气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贫苦的生活和自己所热爱的诗文创作中去，并从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所以，他虽几经贬逐，饱受苦难。但在他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怨天尤人的文字。无论他的处境是顺还是逆，他都欣然接受。他胸襟博大、宽广，旷达闲逸，超然物处，豪放、开明、爽朗。而余也以为，一个人如果过早地达到人生目标，且在平时没有养成品尝生活乐趣的习惯，即使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又如何，梦想实现后就会不知如何自处。
苏东坡是一个智者，一个参破世间宠辱的真正的智者。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理解自然万物，理解社会人生，从而淡化苦痛，调整心态，化苦为乐，化悲为喜，使自己永远保持心灵的自由和灵魂的轻松。
他的思想和灵魂的境界，经过时光和历史的淘洗，在九百零七年后的今日仍是熠熠生辉，让人缅怀的同时情动于衷地充满无限的敬意。
四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历久不衰的耀眼明珠，更在词史上立下了里程碑式的足迹。胡寅有语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他推陈出新、大胆破旧，对词体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革。一方面，他积极开拓和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改变了“词为艳科”的狭隘倾向，他以诗为词，放意抒怀的同时不忘关注社会现实、国事民生，使词蒙上了一层现实主义色彩；另一方面，苏轼也给词带来了新的表现手法，他有意识地突破了词法和词调方面的束缚，使新的内容不拘囿于旧有形式，创造发挥的空间更大、更具灵活性。此外，苏轼还使词的表现手法更为灵动、出彩。他前瞻李白诗歌中所表现出来艺术技巧，使自己的词和诗一样，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些变革创新使得词逐渐摆脱“诗庄词媚”的传统看法，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并开一代豪迈之风，影响深远。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后之词人如黄庭坚、辛弃疾等皆滥觞于苏轼词风，但苏词的高度却是无人能及。如果说欧阳修发起古文运动是一种创新的话，那么，苏轼可以说是站在了创新的尖端。
于是，“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展现出了与以往的词迥然不同的风格。苏轼的词，少了盈盈秋水、脉脉柔情，多了热情豪迈、拔而不群；少了柔肠寸断、梦萦魂牵，多了奔放灵动，逸态横生；少了奢靡婉转、意颓志残，多了谈笑自如，淡泊以怀；少了裹足踟躇、徘徊不前，多了自由不羁、纵横奔放。苏轼可以说在词中释放了自己，也以自己的方式解放了词。
杭州任期满后，苏轼为了与弟弟靠近，要求到密州。在那里，他的词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为了怀念亡妻王弗，他写了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写得沉痛凝重、挚朴感人而又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有一种凄凉超旷之美，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开创了词写悼亡的先例。
如果说这首词还有一丝花间词委靡婉转的词风的遗留的话，那么，当那首豪迈旷放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诞生时，就标志着豪放词终于破土而出了：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如此大气！如此狂放！谁说诗雅词俗？谁说词必言情？苏轼以此作为词正身立说，开创了一代豪迈之风。
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却也是他的思想与作品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此时的他虽已在政治上失意，却并不失志，而是迈向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更为广阔的高度。这首《水龙吟》便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写花写人，浑难分别。“萦损”两字，尤为点题，主观情感昭昭毕现。实苏轼此词虽是和韵章质夫咏杨花之词，却不惟写花，而是另辟蹊径，“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使读者不难从中发现他的伤春身世之感。早有梅尧臣、欧阳修各以《苏幕遮》和《少年游》竞胜林逋的《点绛唇》，三人所作也皆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并称为“咏春草绝调”，而林逋在三人之中犹导夫先路。由此可见，咏物词难作，而和韵一首已是非常出名、传诵一时的咏物词更是难上加难，但苏轼的《水龙吟》亦能与章质夫的词并评为“均是绝唱，不容妄为轩轾”，则更可见苏轼自是一家的风范了。无怪乎当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试礼是，时任国子监直讲的梅尧臣和主考官欧阳修都对他的文章赞赏不已。欧阳修更是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
五
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是我所喜欢的，他有一诗句，我尤为欣赏：“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年方可沉睡。”
苏轼的心中也一直守着一个诺言，那是缘于他对庄子的倾慕。庄子的逍遥逸世与随缘自适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从始至终都在影响和激励着苏轼，所以其虽不意错入仕途，长期久困官场，我们也常能在他的词句中领略到其超凡脱俗、潇洒出尘之思致。如：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行香子》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贺新郎》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定风波》
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菩萨蛮》
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
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行香子》
……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苏东坡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大隐的。“隐于林”虽也不凡看破红尘的真隐士，如弃官隐田的陶渊明，如“梅妻鹤子”的林逋，但多少带有点形式主义和消极避世的虚无主义。而如苏轼这般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在心灵上求真，求纯，求安宁，排除世俗的嘈杂干扰，自得其乐，才堪称“大隐”。虽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但优游林泉的生活却一直是苏轼所向往的，特别是在遭受政治打击之后，这种愿望就变得更为强烈了。毕竟，“使君元是此中人”啊！
苏东坡的一生并未归隐，所以他一直非常羡慕陶渊明的生活方式。而事实上，晚年的苏东坡，无论是心境还是创作风格都已非常接近这位“五柳先生”。他以自己的作品见证了自己的归隐之心。而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东坡的境界更超越了陶渊明。因为，相对而言，自觉隐退田园还是较容易的，而在朝廷上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坚持不和众嚣的不羁个性，在被贬后仍然能在精神上保持平和的心态，似乎更难。也许相对而言，苏东坡的贬谪生活更清苦、更受煎熬。从苏轼的身上，笔者也领悟到：一个人幸福与否，并不在于外界环境与物质条件的优劣。而在于自己的心，在于自己有没有情趣、品位，会不会真正享受生活。像苏东坡那样，即使再穷也会过得有滋有味，不是那么怨天尤人、悲悲切切。实际上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也是我尤为钦佩他之处。
也有人认为苏东坡“人生如梦”的思想是消极人生观的体现。其实，这种看法非常肤浅。佛、老思想中确有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庄子的言论中也不乏消极避世之观点。如苏东坡《临江仙》中的名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便出自于《庄子．知北游》。但庄子以此来逃避现实，苏轼则以此来超越现实。人在世界上本来就是匆匆来去的过客，昨天已经过去，不可挽回；今天也将成为昨天；而明天在今天不可知，而当明天来到时，也便成了过去。这样看来，“人生如梦”，这不是消极人生，却恰恰是对人生的参悟。
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才能从不如意的人生中迅速解脱出来，珍惜短暂的人生岁月，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创造出一个浑化和谐的自然人生。
作如是观，林语堂对苏东坡的那段评价倒也算得中肯，故不妨借来作结。他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当年，为写毕业论文，认认真真地读苏轼、写苏轼，抚今追昔，那样的情怀失之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