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罗尔纲提出晚清湘淮集团崛起，“外重内轻以致于分崩割据的局面”后，认为晚清中央权力下移，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便成为学界通说。邱涛的《清季权力分野与政局纷争》详细考察了晚清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动态过程，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的演变，尤其侧重对体制因素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书中据此挑战成说，认为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绝非地方势力步步进逼，中央皇权步步退让的过程，清廷中央对地方势力始终提防并制约，大体上牢牢掌控着行政、人事、财政税收、军队控制、外交等权力，双方在体制内拥有各自权力，大致保持了平衡。

一是人事任免。传统认为湘淮集团凭军功崛起，清廷不得不任用其中重要成员兼辖地方，如有学者强调，仅咸丰十年夏至同治三年夏之间，湘军集团任督抚者先后就有23人，其中同治三年夏有14人，而最终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更是多达67人，由此证明形成所谓“督抚专政”。但书中强调，应动态分析湘淮人员出任督抚的情况，虽然同治三年湘淮出身而任督抚的人数达到顶峰，但到次年下半年就只剩9人。而进一步长时段考察，对整个同光时期地方督抚群体和人事变动进行分析，科举正途仍是督抚的主要来源。

二是财政税收。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财务报销和筹饷制度受到较大冲击，但总体上清廷中央仍保持了对财税的控制。即便在战争期间，清廷仍要求各省如数解交摊款，并要求各地半年一报厘金征收情况，同时，清廷还牢牢掌控了新出现的海关洋税。因此，地方督抚不能专擅地方财权，而是受到户部等部门监督遥制。

三是军权。到太平天国战争和剿捻战争结束后，清廷就着手裁汰勇营。到光绪初年，全国各省勇营基本维持在20万人左右，且其防区由朝廷决定。而在军队将领任命上，总兵、提督一级人选，是由军机处及兵部定夺，地方督抚并无任命权，只有推荐权。

并且，清廷对崛起的湘淮集团始终心存顾忌，不断进行分化控制。手段包括：利用满蒙旗员监视、牵制；利用地方督抚压制湘军系官员；利用湘军内部分歧制造矛盾，清廷扶植李鸿章，“以淮制湘”，当李鸿章在剿捻战争中风头强劲后，又改为“湘淮互制”，乃至“左、李互制”等等，以此分化控制地方势力。书中对同光之际李鸿章的权力沉浮也作了细致分析，指出李鸿章的权势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而是始终处于尴尬境地，虽然长期担任直隶总督等要职，但一直未能进入最高决策层成为军机大臣。而这一时期李鸿章的权力浮沉，也与中央政局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就是慈禧、奕䜣之间的角力。李鸿章最初为奕䜣所倚赖，慈禧则配置醇亲王牵制恭王，又笼络左宗棠以制衡李鸿章。由此也可见清廷中央仍能牢牢把控局面。

对于读者来说，本书对晚清政局纷争的描述，也可以管窥封建官场。例如左宗棠从西北调回京师，接任军机大臣，这里面就有慈禧牵制恭王的意图。而湘系官员与朝廷亲信之间的彼此弹劾，朝廷往往偏向后者，如湘军成员严树森任湖北巡抚，一遭湖广总督官文弹劾，便被贬为道员；而湘军成员、云贵总督刘岳昭弹劾吴棠贪黩，却丝毫不能动摇后者四川总督之位。这其中的猜忌与压制，可谓明显。

而被视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近年来几乎被当作庸俗的成功学范本，但身处晚清政局的权力斗争中，曾氏虽然在攻克天京后就裁汰湘军，但仍然受到朝廷猜忌。这在天津教案中表露无疑。慈禧在与恭王斗法过程中，玩弄两面手法，利用清流势力发声，改变恭亲王开始确定的处置方针，令曾国藩顿失所措，陷入负面舆论的攻讦之中，声名扫地。这一事件也令晚年的曾国藩了无生趣。

这些分析可令读者深度感受到为政之难。是非、公理、人情等等都不足道，其关节不在理事，而在站队。身处各种势力的角力撕扯当中，宦海浮沉有时玄之又玄。

而《甲午战争中清军军备的控制权》一文则对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战备情况进行分析，否定了学界普遍认为清军军火储备充足的观点，指出前线清军枪炮的弹药匮乏，不足以支持激烈交火，进而指出慈禧等人为首的决策层缺乏应对近代化战争的战略能力，而具体执行层面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亦缺乏近代军事知识，且经费捉襟见肘，不能有效储备物资。这些都造成了前线清军的失败。这篇重在修正对清军战备的传统认识，与前面多篇分析晚清政局的文章关系似乎不大，但其实细细思量，其实不然。慈禧可谓玩弄权术与平衡的高手，因而能凌驾于中央与地方诸股势力之上，巍然不动。但在面对欧风美雨冲击的大变局之际，这般聪明在时代大潮面前可谓见浅识小，不能凝聚国家各阶层的共识，完成向现代的转型。因此洋务运动带来的所谓中兴只如昙花一现，在面对维新后的日本时都难以抗衡。这些古老权力游戏的胜利者，在国家民族层面上，正是昧于大势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