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本有定论，然而受西方思潮影响，很多人变得不自信。按照西方逻辑以考古断文明史，对中国历史是求全责备，而自身反以《荷马史诗》此类文学作品入史，双标功夫实在炉火纯青。就算好不容易考个古，诸如一万年前的草编篮子，六千年前的铸造货币等等，至少有七八成新，更别说考古现场就跟玩一样，完全没学到我国考古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临大敌的精髓。这种睁着眼睛说的瞎话不胜枚举，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详细驳斥了，本文不再赘述。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信仰的源泉，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了我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上下五千年正式有官方定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核心是文化复兴，五千年历史其实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运动，那就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中又以孔子为先驱代表。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以商代贤大夫彭祖自拟，或谓老聃、彭祖两人。纵观诸子百家言，其源流也出自上古，《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百家流传中最为广泛的十大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分别做了溯源，虽说不完全确切，但也有据可考。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义于仁义之际。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名家，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主差别，差别必有其由，深求其由，是为名家之学，督责之术。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古之历法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之兴盛，源自礼崩乐坏。东周时期，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周悼王姬猛继位，发生继位之争，庶长子王子朝先杀害周悼王后兵败，遂携周王室典籍奔楚，致使大量无价瑰宝图书档案典籍失踪，部分散落民间。孔子遍访民间奔波数十年，收集整理、重新修订《诗》《书》《礼》《乐》《易》并作《春秋》，后成五经，《乐》秦后失传。其中周易一书，孔子晚年才看到，并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复兴华夏文化潮流运动中，孔子可谓历史第一人，或许从远古三皇以来，历经五帝，中间也有断层与再续，尚待历史考证。
诸子百家之说渊源甚久，其追溯的文化源头也各有不同。以儒道墨为例，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周朝礼制多有承续。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可追至黄帝乃至三皇时期。墨家敬鬼神，对殷商之风多有发扬。当然诸家之源也有杂糅，并非泾渭分明。从历史来看，诸子百家已然是顶峰，后世文化精神式微，虽有新说，但层次高下立别，更甚者曲解乱造、横加演绎，蒙蔽世人久矣。
如无中华五千年的自信，今世华夏文化复兴只止于以往所定信史开端公元前841年，国人暴乱，周厉王被驱逐，即共和元年。而王子朝奔楚后，典籍失散，后经诸子百家继承发扬，方存一二。则复兴上限又止于春秋战国时代，尚有2000多年望洋兴叹。后世逐渐发掘的三星堆、良渚等遗址难道是假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是破除质疑、实证历史，作为地球唯一存续的中华文明才是最有资格制定文明标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源头当指向5000多年前甚至更久远，三皇五帝不是传说，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不仅仅是神话，《河图》《洛书》《易经》创始人到底是谁？华夏文字、阴阳五行、天文历法到底从何而来？慎终追远，华夏先祖们也许早已静待我们前行求教，赐予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