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第一次上网是在初中。当时，只听闻某年级的学生半夜翻墙跑到网吧通宵或者某某同学沉迷于网吧荒废学业，却未曾到网吧过。在休息日，我骑着自行车碰到了班里的一个同学，便跟着他一起骑到小镇，进入某个院子，上了一破旧民宅的二楼，进入一间民居，客厅放着二三十台已经被淘汰的电脑。自此，与网络结缘。

在高中，上网是一件费钱又费时间的事情。学生每星期的伙食费的死的，刚刚好够吃一个星期，连加一个鸡腿也得从早读课开始翻来覆去地想。之所以叫伙食费，就在于这钱就是伙食费。这里面没有买水的钱，没有买笔的钱，全都没有。要想买其它东西得从伙食费里硬生生地抠出来，比如不吃早餐，比如不点荤菜。

说上网是一件费时间的事是因为，高中生一个星期要上六天课，而剩下的一天，其实有大半的时间消耗在往返学校与家里的路上。课程塞满学生的每一天。就算有余钱，也没时间去上网，颇类似有钱没时间花。

不知道哪个人聪明的人想出“包夜”这一点子的。扎扎实实地击中了学生软肋。网吧包夜，从晚上12点开始到早上八点，八块钱。只要八块钱，我都想喊喇叭为网吧拉客了。

学生们对网吧的“包夜”营销策略又爱又恨。既然是包夜，就意味着学生要翻墙离校一夜。所以经常出现学生被抓；侥幸没被抓，第二天一整天昏昏欲睡，在课上直接睡过去更是常事。网吧通宵既危险又上身体的。

宿舍熄灯以后，宿管老师有时会拿着手电筒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照过去，试图看那个床位是空的。若是空的，几乎百分百地证明有人去网吧通宵了。但是宿管老师通常抓不到学生翻墙去网吧通宵的。因为，宿管老师抓学生是费力不讨好的。宿管老师管理一栋宿舍楼的学生，学生人数达到上百人而生管只有一个，随便十来个学生捣乱，宿管老师的工作就进行不下去，实际是要与学生达成微妙的平衡或者说是默契。所以，宿管老师只是拿手电筒往宿舍一扫而过，他看到的是学生往被子里塞衣服弄出来的伪装物。真的抓到学生离校通宵，大部分是因为别的宿舍的学生起哄告密，或者老师们时不时来一次半夜突查。

我仅有的一次被抓就是在高中。下午放学，在食堂吃晚餐的时候，班级里的几个同学提议晚自习后不如去网吧通宵，我也跟着去。半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坐在旁边的班长不见了。等到第二天早上，回到宿舍才知道我们的事已经被学校发现了。昨晚，同去的班长是被他父亲叫回去。而班长的父亲之所以会来网吧找人，是因为学校电话通知我们几个人的父母，让父母们自己半夜到县城里一家网吧一家网吧地找。

我没去教室上课，到教师办公室见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年级的教导主任，一个瘦瘦的、黑脸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的中年妇女。这个中年妇女什么都不听，要我叫父母来学校。我心里乱成一团麻，嘴里断断续续模模糊糊地似恳求似乞求地说父母来不了。这个中年妇女不听。学校的保安队长也来了。跟教导主任寒暄几句，我们这些学生的事就是他们口中的谈资。保安队长很壮很高，有典型的中年男子的油腻和狠劲。保安队长看了看我，然后扯下我手腕上的佛珠。佛珠是信佛的母亲送的。乞求不成，我到教学楼外的树底下等母亲。

母亲来了，抱怨了一通。我与母亲吵了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一直在说连一瓶可乐也舍不得买。所有被抓到的学生都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家，停课一星期。刚到家，没多久就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原来那天晚上，他也去通宵上网，但没有被抓住。现在学校要抓他，只能通过我们这些已经被抓住的人的口证。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们，希望下星期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别把他供出去。我答应了。在家里的一星期，我一直在看电视剧，书包都未翻过。

周一的早上，我和母亲到教室办公室报到，那里已有其他学生和父母。父母们在一起有许多话聊，主要是数落起自己的孩子起来，别的父母也很懂事地反驳安慰，安慰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孩子数落得更不堪。不久，那个女教导主任来了。父母们立即围了上去，满脸笑容，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学校做得好，现在的孩子就应该严格管。教导主任的脸恰似圣人宠辱不惊，忙着手里的工作，不说话、不应声。我们这些学生们一个个在保证书上签名，算是可以照常上课了。

最后只剩下一件事，那个漏网之鱼的同学。教导主任脸色变得很好，有了一丝丝的红色，和蔼地问我们那个“漏网之鱼”同学是不是跟我们一起去网吧。我们几个同学自然是打哈哈。而班长则犹豫起来。我心里一惊，心想坏了。果然，教导主任略过我们，焦点放在班长身上。一群家长更是在旁帮腔。班长说了一句:如果我说了，他会不会……不用听完整句，我就知道完了，这只漏网之鱼完了。虽然那时的我还年轻，但还是对人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敏感与怀疑。不出我所料，教导主任声音更柔和，保证对漏网之鱼不会太严厉。

我们恢复在学校上课当天，那只漏网之鱼回家停课两个星期。之后，漏网之鱼与班长的关系不好不坏，他们之间始终像有透明的塑料隔着，直到高中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