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病,相信现代人头脑里很快就会浮现出:感冒、发烧、咳嗽、口腔炎、扁桃腺炎、过敏性鼻炎、中耳炎、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痛风、脑中风、肝炎、尿毒症甚至癌症等等。近现代医学自从明确了这些病名,很自然地走向了一条“对症下药”治病定式,如感冒者,投以阿斯匹林;高血压者,马上使用降压剂;狭心症或心肌梗塞者,随时准备一粒硝基甘油锭;长了癌肿则以手术割除,再用化疗放疗以希望能对癌细胞“斩尽杀绝”,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对症治疗,满足了患者希望看到的立竿见影效果的心理需求,在一定情形下,临床也确实有“急则治其标”的必要性,但同时留下的药源病和医源病也成为当今社会难题之一。

1676年荷兰人吕文胡克创制出第一架可放大200倍左右的显微镜,从此人们知道在自然界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存在。再后来放大几百倍甚至几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问世,人们又知道了在自然界还有一类普通光学显微镜看不到的,能通过细菌滤器的比细菌还要小的微生物——病毒的存在。此后,人们对病毒、细菌等的结构与功能、新陈代谢、遗传变异、致病机理以及种类等认识突飞猛进,相应的抗生素也不断被发现,并被广泛运用于临床,人们也确实体会到了杀死病毒细菌那种立竿见影疗效的快感。然而,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逐渐显现,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逐年增加,这种情况不但严重影响了临床疗效,额外增加抗生素的消耗量,而且尤为严重的是,抗生素对人类的负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突出的危害表现在导致人体内稳态失调。

在抗生素代代升级却赶不上致病微生物变异繁殖速度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诸如流感病毒、乙肝病毒、SARS病毒、艾滋病毒、手足口病毒(肠道病毒)等致病微生物在向人类疯狂地报复,人类处于手忙脚乱地疲于应对状态中。我们知道,大自然经过亿万年的自我发育而产生的生物圈是来之不易的,有人比喻,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并不比一方貌似混乱的丛林更有秩序,因为前者是人为因素的产物,称为“他组织”,“他组织”的秩序是一种死秩序,后者称“自组织”,而“自组织”的秩序则是一种活秩序。当遭到外来冲击时,在一定程度范围内,“自组织”的秩序有自我修复能力。如人体消化道是个微生态环境,其中有100多种细菌,总量可达100兆个。这些细菌必须达到生态平衡,人体才会健康。人类长期使用抗生素类药,严重破坏了人的内稳态,也就是自组织秩序,尤其是广谱抗生素类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间都有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特别是在生物界,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它们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生物,盛衰依存,祸福倚伏,共同形成一张环环互扣、丝丝相连的大网。每一种生物都是它所在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通过食和被食的关系和其他生物相连。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对待自然的智慧和伦理原则极具环保意识。“中庸”这个范畴,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是儒家处世的美德规范。中庸也叫中和,基本涵义是和谐、平衡、恰到好处。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各得其位,一切都会走上正确的轨道,万物也会发育成长和繁荣。

中医的治病观,正是立足于这种观念之上的治病方法,“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和同于道”是最佳安身立命之道,立足“阴阳失调谓之病”及“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的认识高度,治疗方面给予“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毒药攻邪,五谷为养”,“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的调理,强调主体的自我控制与整体把握,而不是分析中了什么细菌病毒。我们呼吸的是自然的空气,喝的是自然的水,吃的是自然的饭,所以我们的生存是离不开细菌微生物的。大自然给人生存的权利,也给细菌病毒同样的生存权利。按中医的理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腠,其气必虚”,就是说你如果阴阳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你就不会得病,你就可以和这些细菌病毒和平共处;如果你自身的正常状态被打破,赋予了致病因子生存发展的条件了,它就危害你了,你就病了。

中医治疗一切以养为主,以治为辅,以内为主,以外为辅。一切养生和诊治方法都是为了回到主体自身,调动内在的生命因素,靠机体自身的内在功能,去适应自然,达到健康与长寿的目的。所以无论是调和营卫的“桂枝汤”,还是清热解毒的“银翘散”,还是辛温解表的“麻黄汤”等等历代名方,其根本都是为了提高人体与自然相适应的能力,以提高健康指数为要旨。为什么两千年以前的《伤寒论》方子到现在还有效?因为中医治的是人不是病,中医在治疗的过程中,是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让致病因子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打破,改善人体的内环境,让你的内环境得到自我修复,这是中医对治病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用两千年前的“麻杏石甘汤”治疗今天的肺炎依然有效的原因。中医这种“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中庸达观”治病观,不仅与西医“短兵相接”、“针锋相对”治病观相辅相成,更是在努力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