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的传承是中华文化没有间断的证明。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最高成就,在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程即程颐,朱即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又称朱文公,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无论是崇拜还是质疑,朱熹对元、明诸大儒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原文化也影响了北方各族,辽、金两国都设国子监和各级学府,以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辽国还修孔庙,春秋二祭。元代,各级学校也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还在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的注释为标准。朝代的统治是一时的,而文化的“统治”却是影响深远。这样一来,不知是辽、金统治了原来属于宋朝的百姓,还是辽、金被中华文化统治了。
元代的著名理学家,有赵复、许衡、刘因、吴澄等,他们可谓上承宋、下启明,其功绩不可磨灭。
赵复(生卒年不详),字仁甫,学者称江汉先生。元德安(今湖北安陆)人。赵复在德安抵抗元军被俘虏后不欲生,后投水而死。他是朱熹的崇拜者,作有《传道图》,对许衡、刘因有重要影响。赵复虽然不愿意归顺元朝,不过他强调“道统”说,认为“道统”高于“皇统”。这是超越民族的界限的思想,表明理学家能够在异族统治下从维护中原传统文化的原则出发,“从道不从君”。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学者称之鲁斋先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作为元初大儒,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对儒学的传承和宣扬起到很大的作用。许衡和赵复一样,是朱熹的崇拜者,正是在许衡和赵复的影响下,元代才把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定位科举考试的标准。
许衡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现在还流传了他的一则轶事。话说许衡与父母为躲避战乱逼迫迁居,正是盛夏,躲避战乱的人群看到路边正好有一棵梨树,于是纷纷去摘梨吃,只有许衡静坐树下不动。有人问他:“何不摘梨解渴?”许衡回答说:“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人们都笑他迂腐:“世道这么乱,梨树哪有主人!”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难道我们的心也无主了吗?”
有主的心,不就是天理吗?许衡用“理一分殊”来说明人性,他认为“仁义礼智信”是“本然之性”,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是“理一”。“贫富贵贱”是“气禀之命”,人们各有不同,是“分殊”。他认为“知”、“行”是两回事,他提倡“真知力行”,主张“知行并进”。“知”、“行”是理学中比较重要且纠结的概念,在后面还会说到不同的观点。许衡强调“治生”,即认为人必需在农、工、商中选择其一来作为经济生活的保障,而不像某些儒生那样排斥商业,“治生”这一思想在明清时期影响较大。
刘因(1247—1293),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刘因小时候是个神童,史载他3 岁识字,6岁能诗,10岁能文,而且是落笔惊人。
刘因20岁开始授徒,后一心在家静修,然而在33岁那年,他的名声导致忽必烈对他的召唤。不去不行,影响家人,无奈之下,刘因应召入朝,担任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两个没什么实权、弄弄礼仪和典籍的文官。不久,刘因以母亲病重为由辞官归故里,在母亲死后也不复出。又过了几年,没有忘记他的忽必烈再次召唤刘因。刘因这回说自己有病去不了。刘因死后,元朝廷追赠他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
刘因认为宋代理学家的议论来源于汉唐儒者对六经的注释,因而提出理学本于六经。刘因还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经皆史”的著名观点。经源于史,但经过孔子的选择、删定、修改、注释和传述,才被人们尊奉为“经”。宇宙论方面,刘因强调“天道生生”,认为事物的生成和毁灭就是代谢,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世界都是如此,生成和毁灭的代谢是“理”和“势”互相作用的结果。
吴澄(1249—1337),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吴澄小时候也是个神童,3岁开始诵诗,受到家人及邻居的喜爱。吴澄的父亲、祖父都是有学问的人,因而比较注意对吴澄的培养,让他七岁就阅读了包括“四书五经”等大量经典,十岁读朱熹编纂的“四书”章句。
15岁时,吴澄与许衡、赵复一样,成为朱熹的崇拜者,还立志继承朱熹、传承圣学。同年,他拜当时的名儒程若庸为师。儒程若,宇逢原,安徽休宁人,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学有所成后,吴澄过着隐居、讲学的生活。后来,元朝廷召唤他,开始时不愿意出仕,后任国子监丞教授程朱理学。致仕后,吴澄专心穷究“五经”撰写了《五经纂言》一书。
吴澄虽然是朱熹的四传弟子,但他不完全同意朱熹的观点,甚至指出朱熹理学的多处不足。对于吴澄来说,朱熹理学的不足当然是由吴澄自己来纠正。吴澄有个奇怪而自大的想法,他取《易经》的“元、亨、利、贞”模式,认为在古代,孔子是“元”,颜子、曾子时“亨”,子思是“利”,孟子是“贞”;到他所处的时代,周敦颐是“元”,二程、张载是“亨”,朱熹是“利”,自己就是“贞”,以理学的集大成者自居。
吴澄同时又推崇陆九渊的学说,有和会朱陆的倾向。他在穷究儒家经典特别是“五经”的同时,又认为追求五经,不如“反之吾心”,方法是“主一持敬”,又强调“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统一。他说:“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这就包含有陆九渊和朱熹两家的观点。元代理学虽然尊崇朱熹,但亦不排斥陆九渊,在吴澄处就可见一斑。吴澄用陆九渊之长来补朱熹之短,对明代心学是有启发的,也可以说是程朱理学与明代心学的过渡。
吴澄说过:心学之妙,自周子、程子发其秘,学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无欲故静”, 程子云“有主则虚”,此二言,万世心学之纲要也。
在理学中,比“知”、“行”更重要又更纠结的是“理”、“气”,他们不仅关系到宇宙的本体、生成,还关系到人的本性。吴澄认为“气”是唯一、永恒的存在,气在宇宙生成之前已存在,在宇宙毁灭之后仍存在,而“理”不是一种具体的事物在气中而是气的主宰。吴澄强调宇宙中只是气,而忽略理、气得逻辑先后问题,他说:“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这有别于朱熹的理逻辑上在气之先的思想。吴澄继而否定了理和气是二物,强调理不是实体,认为“理在气中”,开启了明代理气一元论的先河。吴澄还认为人由于天地之气而成形,而气中有理,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天理,是没有不善的。不过,人禀受的气有清有浊,浊气会污染性。同时他又认为一般人的气质总有浊,所以人性就不能是全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