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当兵转业到东北鞍山市，母亲戴着我和妹妹继续在姥姥家生活。父亲每年回来家一两次，每次回来都会带些农村没有的糖果或者漂亮的新衣服。惹得其他小朋友毫不掩饰盯着我手中的糖果，直到我把糖果塞进嘴里，他们咽了一下口水，而我仅仅是把糖果放在嘴里，不急着嚼它们，我要慢慢品尝糖果甜甜的味道。甚至我会拨开糖果皮，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吃，吃到一半，就把剩下的糖果重新包起来。
对于父亲工作的鞍山市，我多么的向往，每次父亲走的时候，我会紧紧地抱住他的大腿，哭着喊着不给他走。我知道这根本阻止不了父亲北上的步伐，如同阻止不了他日渐减少的头发。
那年秋天，稻子熟了，到处黄灿灿一片，稻浪在麦田里翻滚涌动。人们弯腰在稻田里挥舞镰刀，胳膊有节奏的一前一后的收割稻子，犹如在稻田里游泳。
稻粒入仓后，母亲决定带我和妹妹去遥远的大东北看父亲。
母亲除了带几件换洗衣服，还带了一大包米，米粒晶莹剔透，安静的躺在姜黄色帆布包里，犹如熟睡的婴孩。母亲还用蓝色头巾包了二三十张煎饼。还有一瓶晒干的盐豆，春日的阳光吸干了盐豆里的所有水分，干盐豆硬梆梆的，在没有零食的童年，我喜欢抓一把盐豆在口袋里，每次捏出一个，用牙齿咬一小半，在嘴里慢慢化软，咸味化淡，然后再把它嚼碎。
大舅赶着马车，我坐在中间，刚过于雨，泥路凸凹不平，我像被筛子筛一样，上下颠簸，似乎如果有够大的洞，我都能被筛下去。
到了邳县县城，我看到了两层的楼房，还有四个轱辘的汽车，我的两只眼睛根本使不过来。
邳县火车站坐北朝南，高大的一层楼房，上面竖着一个半圆型的建筑物，有一个铁棍插在上面（当时年小的我根本不知那是避雷针），中间镶着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母亲不识字，我真不知母亲是怎么带我们和妹妹去千里之外父亲工作的城市。
车站门口人来人往，母亲抬头看了看车站，似乎是为了壮壮胆，她拽了拽衣襟，俯下身子摸着我的头，说:“娟子，我去买票，你带好妹妹，看好东西，千万不要乱跑。”我狠命的点点头，头上扎的冲天小辫，像风中的秋千被我摇的晃来晃去。母亲转身离去，快要进入车站时，又不放心地回头看了看我们，生怕我们被人拐走似的。我和妹妹坐在包裹上，紧紧拉住妹妹的手，坚定地看着母亲，母亲这才放心的消失在人流之中。
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卖东西，摊子很简单，就是在两个高凳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上面放一些大的瓶子，里面好像是些水果糖之类好吃的。妹妹好奇地盯着，我还是紧紧的拽着妹妹，似乎一不留意她就会像气球一样飞走似的。
这时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女儿来到摊子前。这位母亲穿着蓝色的铁路制服，戴着一个蓝色的帽子，头发是烫过的，非常好看，皮肤很白，在阳光下泛着光。我呆呆的盯着这位穿制服的母亲，心想如果自己的母亲烫头肯定也很好看。这位母亲给女儿买了几块糖，女孩子穿着一双红色的皮鞋，像火一样耀眼。我羡慕的盯着，幻想着自己也穿着一双红色的如火焰般的皮鞋。我和妹妹盯着这对母女，目光似乎被胶水粘在了母女俩身上。
母亲回来了，急急地唤着我，对我说:“大娟，你拽着我的衣襟，无论如何都不要松手啊！”望着母亲，我狠狠地点点头。母亲头发头发很短，黑的发亮，脸因下地干活而晒得很黑，脖子上围着一个浅蓝色的方巾，这是父亲在鞍山买给母亲的，母亲一直没舍得带，今天特意围着。
我对母亲说:“妈，到了爸爸那，你也去烫头，肯定好看。”母亲笑着说:“瞎浪费钱。”母亲的牙齿特白，在阳光的照耀下亮闪闪的。母亲把盛米的包挂在左肩上，肩膀顿时被压得往下倾斜，整个身子不由得往右歪斜，好像身体左半边和右半边较劲似的，互相扯拽。母亲右胳膊挽着盛煎饼的方巾，左手拉着妹妹，我则拽着母亲的衣襟，生怕被人流冲走。我在都是腿的人群中紧紧地跟随者母亲，除了人腿，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被人流淹没了，似乎要窒息。我拼命地拽住母亲的衣襟，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我不知所措，跟着母亲不停地走走停停。母亲时不时扭转头看看我，或者喊着我的名字，直到听到我的声音，才放心继续前行。
火车不知走了几天几夜，我只模糊记得似乎穿过好几个山洞，又穿过好几个城市，还有几座起伏的连山，就到了父亲的城市。穿山洞时车厢内黑洞洞的，像天陡然黑了一般。我还看到了黄河，浑浊的水，没有一丝波纹，好像冻住一般静止不动，哪像家乡的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水底水藻招摇，鱼虾穿梭期间。我还看到了大船，上面驮运着黑乎乎的东西，船边和水面几乎持平，好像只要再放一丁点儿东西，船就能沉下去。
到了鞍山，母亲拿着父亲给的地址，问了一个又一个人，穿过一个又一个大街小巷，我们终于摸到了父亲的宿舍，那是三层的一幢楼房，楼门口停着几辆大架自行车。这在我们农村可非常少见。父亲的房间在二楼，直冲楼梯口的一间。当父亲打开门，看到风尘仆仆的我们出现在面前时，惊讶地似乎看到了外星人。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穿着红红的带着带子的皮鞋和父母亲逛街。红皮鞋在明媚的阳光中闪闪发光。
第二天，父亲带我们逛街，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父亲还带我们下馆子，我吃了平生第一次的大肠，一节一节的大肠里面露出软软的腻腻的肥油，在绿莹莹的蒜苗映衬下令人垂涎欲滴。可是入嘴，才知有种臭味，我皱着眉，一下把肠吐出来，说有臭味。但父亲笑着说，就吃这个臭味。
实际上，我不想吃任何东西，我只想要一样东西——一双红艳艳的皮鞋。那次在商店里，在玻璃柜子里，我看到有一双红色的皮鞋，是那么的耀眼夺目，我立马跑过去，定定的看着，以为母亲能看出我的心思，可是母亲一把拉住我，把我拽走。我一步三回头，回望我梦中的皮鞋。
那天夜里，我又梦到了我穿着红色的皮鞋，一蹦一跳的。
二
三年级时，我们全家搬到舅舅的一位朋友家，三间大平房，两间偏屋，也是平房。我和妹妹住在西面一间，父母带着小弟住在东面一间，中间一间是客厅。
院子东面留了一块地，母亲种了一些青菜等当季蔬菜。夏季，夜里大雨过后，院子路上总是蜿蜒几只蚯蚓。我最怕软的虫子，比如蚯蚓，蚂蝗，大青虫……只要是没骨头的虫子，我都怕。更别说用手碰触，就是看一眼也会吓得我魂飞魄散，浑身寒毛竖起，满身起鸡皮疙瘩。
每到这是时，我就会钻进屋里不出来，等到父亲或母亲把那些小东西扫进地里，我才战战兢兢走出房门，举目仔细探看，确定确实没有了蠕动的蚯蚓，我才方敢走进院子，即使这样，站在曾经蚯蚓爬过的地方，我心里还是微微发颤。
清楚地记得，小弟为了报复我，骗我说要给我东西，结果一只蚯蚓落在我手里，吓得我大哭，浑身发抖，用肥皂把手洗了一边又一边，恨得把手给剁了。那一天，我头疼得厉害并高发烧，夜里老做噩梦。最疼弟弟的父亲把弟弟很揍了一顿。
从此，我更加害怕软的虫子，即使没在眼前，提起名字我都会全身起寒毛，不停地甩手，似乎软虫子粘在手心里。
父母每天赶集卖布，每次赶集之前会把吃的东西准备好。但有时走得太早或太急，会给我一些钱叫我们买着吃。就这样，三百六十五天，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赞了有十来块钱。
星期天，母亲原本说好不赶集，在家陪我们姐弟仨上街的。我想好了，叫母亲带我到钟吾商场买双红皮鞋，用我积攒的十来元钱。
但第二天，母亲依旧去赶集了，做了一锅米饭和炒了两样菜。我起来后，非常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中午吃完饭，我哄弟弟上床睡觉。看到弟弟熟睡了，就领着妹妹去离家不远的钟吾商场，商场是露天的，里面有许多卖东西的，一个个长型的水泥板，一人一块，大约三米来长。因为星期天，人较多。我像以前在邳州火车站一样紧紧地牵着妹妹，唯恐这唯一的妹妹走丢了。
我和妹妹左转右转，终于在商场的南面靠墙角的一处看到了一双皮鞋，大红色，在阳光下闪着光，像河面上波光一般，看上去甚是好看。
我头一次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心里怯生生的，不知是紧张还是紧攥着妹妹手的原因，手里汗津津的。我低声问：多上钱。老板差异地看着我，不相信似的答非所问:“你买的啊？”我囧得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姐姐要买的。”妹妹出乎意料地回答让我不由地望着妹妹，妹妹似乎很神气，又似乎因为我能买一双皮鞋而骄傲地指了指皮鞋。她的高度正好只能看到那双皮鞋尖。
老板黑黝黝的脸上堆满笑容，说:“小朋友，这双皮鞋很贵的！”我似乎生了气，因为老板的轻视，“你说多少钱？我有钱。”老板继续堆着笑脸说:“十五。”我和妈妈出过摊卖过布，知道点做生意讲价的套路，无非就是买家把价钱往后压一些，卖家使劲拿住劲，一来一往，就好像用锯子锯东西，左一下右一下的。
因为家里有弟弟，我心里着急，害怕弟弟醒来。急慌慌地要走，当然也有装的成分，因为我记得母亲曾说，如果你看买东西的人要走了，就卖给她，免得跑了一份生意。
果真老板要卖给我。可我看到老板要卖，心里又非常后悔，感觉价钱还贵了。到底是小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怕老板翻脸生气，转脸就拉妹妹走，急急地说“我弟弟在家睡觉，现在肯定要醒了。我不买了。”
老板看到我不买，以为后悔了，大声说道:“多少钱你买？”我随便脱口一句“八块。”没想到，老板立马爽口答应，好像我要逃跑一般。我把紧紧攥着的十二元钱，一张张打开理好，给了老板八元。匆匆提着鞋拽着妹妹往家赶。
路上遇到一位卖糖球的，肩膀上扛着一根棍子，棍子上端用稻草扎成厚厚的一圈，上面插好多糖球，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红色光辉。妹妹要吃糖球，妹妹盯着糖球看，实际上我们已经离卖糖球的人好几米远了，但妹妹还是不住回头看糖球，如同在鞍山时我回望梦中的红鞋一样。我不由得心疼妹妹，毫不犹豫的买了两个，一个给妹妹，一个给弟弟。
到家了，我深深舒口气，开大门锁时，手竟有点抖，插了好几下才把锁打开，也许是因为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的激动或者是希望实现后的失落。
推开门，弟弟正眼泪汪汪的站在堂屋门口，一副惊恐万分的样子。我快速跑上前，一把抱住弟弟，用手擦掉弟弟脸上的泪水。我顿时觉得自己太自私，竟把幼小的弟弟一人扔在家里，就为了一双红色的皮鞋。
我拿出糖球，弟弟看到亮晶晶的糖球，露出了笑容，虽然眼角还有挂着泪水。
我把鞋子放在床底，觉得不保险，会被母亲发现。环视四周，像是第一次来到屋里似的，觉的哪都不行。于是爬上楼顶。房顶上有几块垒在一起的木板，为了防潮，用红色的砖头垫在下面。在木板和砖头之间正好有点空间，我把皮鞋用塑料袋包好塞在下面。
多年的梦想实现了，但我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甚至还有几分沉重和后悔。我不知是怎么回事，是啊！年少的我怎会明白呢？得不到的才是最美好的！
三
朝思暮想的皮鞋终于到了手，我反而不想穿。但是不穿又感觉对不起自己日日夜夜的等待和积攒，更觉得对不起这双鞋，鞋没有错啊！
有时妈妈不在家时，我还是会穿上它上学。走在路上，尤其到班级，我总感觉别扭，感觉同学们都把目光瞄准我的鞋子，我的脚似乎被同学们的目光烧灼了，只想快速跑到座位上。可是跑到座位后慌乱用眼睛扫视四周，同学们都静静地各做各的事情，根本每一个人注意到我，更别说留意我脚上的鞋子，于是我不由舒了口气，挺直了胸脯，暗自笑自己的可笑。
舅舅朋友要回了房子，我们一家搬进了父亲棉织厂宿舍。因为去得较晚，好的房子都被捷足先登的人抢到手。我家分到一套最洼的两间房子。面朝西，还有一间厨房。我和妹妹住在外间，父母和弟弟住在里间。
搬家时，我没忘拿那双红皮鞋。
搬到新家不久，小镇迎来了一年仅两次的逢会，三月份一次，九月份一次，连住三天。因为父母需要占一个地方出摊，深夜就得出去，而且从早到晚，特别忙，母亲把弟弟送到姥姥家。
那天，父母凌晨两三点就去占地方出摊子。吃过早饭，我把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穿上那双红皮鞋，还穿上妈妈给我做的一件新衣服，是粉红色的，黑色的盘扣子，小高领，领子边压黑色布，非常好看，我和妹妹一人一件。我给妹妹梳了一个丫鬟头，也就是先扎两个小辫，然后分别绕起来，再用小卡子固定住。
我拉着妹妹的手，像往常一样。走到城南学校门口时，她遇到了大叔大婶，大婶挺着大肚子，穿着黄色军上衣，颜色退得有点泛黄，因为怀孕，只扣了上面的三颗纽扣，下面敞着，露出里面大红的内衣，甚是刺眼。
大叔，肩上用棍挑着一个大的鱼鳞口袋，里面鼓鼓的，口袋上鲜红的“化肥”字样被撑的变了行。
我家和大叔大婶家关系很好，经常往来。大婶叮嘱我，人多人杂，带好妹妹。
我问大叔去哪儿？大叔笑了笑，没回答。只是把大婶胳膊腕的方巾包拿过去，挽在自己胳膊上。
看着他们慢慢远去的身影，我心里有种难言的感觉。
事后我问母亲，大叔大婶去干嘛。母亲深深叹了口气，说他们想再要一个孩子，因为大爹家就大叔一个孩子，人口单薄。但大队人口纠察队盯的太紧，没办法，他们出去避避风头。
计划生育，我知道。五岁那年，为了生小弟，姥姥家唯一一只牛被大队牵走了。妈妈经常笑着说，小弟就是一头牛换来的。
后来听说，大婶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大爹被带去大队蹲了一天一夜。后来被放出来，房子被扒了一间，大奶又哭又喊又闹，英勇奋战，吓住了来扒屋的人，保全了剩下的两间。
到底是小孩子，刚才还心情低落，心里似乎能拧出水。但街上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的景象瞬间吸引了我。我和妹妹蹦蹦跳跳穿梭在人流中。但两只小手总是紧紧的握在一起。
走到露天电影院时，我突然感觉脚后跟一阵钻心疼，停下脚步，蹲下身子，把鞋脱下来。
因为急，忘穿袜子了，右脚后跟磨掉了一块皮，血淋淋的。我不知该怎么办，又把鞋穿在脚上，但不敢再跑。拉着妹妹，慢慢地走。即使这样脚还是特别得疼，我一气之下，脱下鞋，赤脚走，可是地上小石头磕得脚疼。
妹妹看到我龇牙咧嘴的样子，心疼地，要和我换鞋穿。我拉紧妹妹的手说，你的鞋只能塞进我一个脚趾头。但妹妹的话却让我心里泛起一阵温暖，就如冬日早晨起来，喝爸爸煮的白菜咸稀饭般，回身热乎乎的。
我走到路边掐了两片树叶，放在脚后跟上，穿上鞋子，鞋终于不磨脚了。
回到家，我急忙穿上妈妈给我买的白色球鞋，舒服的似乎踩在海绵上。我这才意识到还是妈妈买的鞋舒服。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穿那双皮鞋了。
我把皮鞋藏在床底的最里面。到了年底全家彻底大扫除，妈妈从床底掏出了那早已被我遗忘的红皮鞋，我这才忆起它，它上面布满厚厚的灰尘，
事过境迁，我懂得有些东西不必拥有，因为它不一定适合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