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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腹地的构建》
作者把大运河与黄河交汇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作为解剖对象（书中称之为“黄运”），运用中美多家档案馆、图书馆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探索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政策的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及其给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课和来自底层的反抗，进而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评价。
新式产业对所有地区并不都是福音。自晚清中央政府采信“商战”思想以来，在一百多年间很少有人对自强逻辑本身的偏颇进行反思，更不用说去研究这个逻辑在近一个半世纪里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深重负面影响了。
国家转向自强逻辑后，国事的焦点在于维持对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现代化建设及从总体上减少威胁国家主权的债务。到 20 世纪，由于亏空进一步增大，国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于“发达”地区，而非“落伍”地区。
在被视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国家改善并增加了诸如治理水灾、维持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服务，但在被视为边缘的腹地，则减少了服务。
译者认为，抗战前的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具有规模效应的资本集团，这些资本集团完全具有与外资相竞争的能力。政府的主要失败恰恰在于其忽略了以往“封建王朝”一向视为应尽义务的传统使命（主要为治水、救荒、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惩治官员腐败、构建基层社会道德等）。
以“自强”为目标的政策在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抛弃了中国传统官僚机制的合理方面，这种政策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和游离于货币经济以外及国民生产总值（ GDP ）统计以外的那些事务打击最重，这种负面作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虽不大，但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如彭慕兰所说，政府的合法性在普通人中所受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自强”中所获得的有限成功。农民从来不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没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及对乡村的控制是好事。 GDP 崇拜综合征的后果，今天正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被重商主义思潮所左右的政府，把各种资源和服务集中到了沿海地区，对不能为其增加工商税收的“腹地”放任不管，甚至不承担应尽的使命，使得腹地的社会生态急剧衰败，结果，正是这些在新国策中被政府视为无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转向了革命。
研究中国，应该把中国和整个欧洲作比较，而不应把中国和某一个欧洲国家进行对比；以往视为中国经济生活独特标志的传统，实际上不是中国特有的征状，而是欧洲和中国在一个文明阶段所共有的；快速的经济变化、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西方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近四个世纪的事；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西方与中国一样，农民和纺织工人等手工业者并没有什么改变
对津浦（沪）线的最初规划中，德国人想把这条线路拐向鲁东地区并向曲阜修筑一条支线，但济宁一群有功名的人（有的担任着公职，有的经商）则希望主干线能经过济宁，至少能在济宁修筑一条支线，以维持这座城市的繁荣。他们在潘复的领导下，把线路问题提交给津浦线将要穿越的所有四省绅士，并把它与刚刚开始的“收回利权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否定向鲁东修筑铁路提到收回利权的高度，强调最初的线路威胁到了中国主权及其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源（特别是煤）控制，但却没有人强调修筑济宁铁路的真正意图，即这条铁路给济宁所带来的商业利益。这种观点把江苏、安徽、山东和直隶的绅士、甚至巡抚们集结到了一块。这些压力最终迫使有关方面做出让步，确定向济宁修筑一条支线—兖济铁路。
当中央政府致力于“富强”“发展”等目标时，并不是其他层面的政府也有着相同的利益和目标。有时维持和造成一个地区的落后状态，更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封锁。
在国家服务减少或退出的地方，地方政府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解决或缓解这些困难，县政府在征课时按这些高比率征收铜币，然后再按市场兑换率来兑成银子，使实际收入增加一倍。
在中国，掌权者作为或不作为的主要标准往往不是看一件事对国家、百姓生活有多么重要，而是看对自己的益处有多大。
委员们失去控制权的民堤落到了村庄头面人物及其上司手中，而不是落到了被撤销的河营或现代工程师手中，后两者则是河务局希望能够替代前者的。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进一步的衰变发生了，县级以下的掌权者比河务局和委员们所造成的弊端更大。
国家和市场在向前发展着，市场的发展和新的技术催生了提供服务的新途径。但为了资助这种发展，国家在其视为不重要的地区减少了服务，让这些地区自生自灭。面对新的重大使命，被忽略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准政府（如民堤组织），实际上被允许用各种方法榨取收入，但它们通常无法像核心地区那样，可以在国家的帮助下，利用市场来获得大部分资源。结果，它们虽然进行了更多的榨取，但所提供的服务比传统国家曾经提供的服务效果要差得多。
江苏的“黄运”—1128—1853年黄河与运河在苏北的交汇区，即淮北—就是明清两代公然以顾全漕运大局的名义而赤裸裸地予以牺牲的！
新史学强调我们不能为所有有所关联的事件提供一个单一的解释：当我们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识的假设时，我们几乎总能发现不同的人以极不相同的方法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并提醒我们在判定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个具有优势时，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运河的衰落与沿海贸易（尤其是东北和外贸）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在山东半岛上造就了新的核心地区，并把大部分黄运地区变成了边缘部分。这是沿海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某些宏观区域核心的最大转换。上海和香港分别从一个小镇和荒地上兴起，但它们都非常早地确立了地位的核心地区。青岛至少接近施坚雅所认为的，甚至在西方到来之前，曾一直是华北核心的边缘地区，在修建铁路之前，从济南到这里大约要 10 天。而从这个核心地区的其他重要城市到这里则更远。由于外国影响而繁荣（至少暂时地）的烟台，从 1850 年以前的核心城市到这里甚至要更远，而事实上与东北则具有更密切的关系；威海卫曾经几乎被完全孤立。相反，其他沿海大区域中的某些临河城镇，如扬州，在鸦片战争后可能曾越来越被长江流域的其他城市所遮蔽，但它们从未变得像黄运一度兴盛的临清、聊城或滑县那样的隔绝。
1891 年，清廷改革了黄河治理体制，把这个地区的大部分负担压到了当地人的身上。 1901—1902 年，清廷停止大运河承载的漕运，也把这条河道留给了当地人。 1897 年，德国士兵来到山东，铁路也接踵而至。 1896 年，山东省政府开始改革金融和货币；大约到 1900 年，它引进了后来遍布黄运北部地区的新棉种，并开始植树造林。其间， 1895 年的马关和 1900 年的庚子赔款，降解了北京解决负担沉重的地方困难的意向。尽管如此，这些事件也加剧了中国被瓜分的恐惧，并因此为现代化和国家构建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