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文字学’的事物并不只是书写的科学，而是一切事物的科学：我们并不能通过一种未被调解的方式经历任何东西。”——亚瑟·布雷德利
所有书籍或文章不可避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比如这篇文章，它需要确定一个假想的德里达的观点，然后为读者进行介绍，但事实上这个假想的观点很可能只是作者编造的。任何文章若要确定一个中心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写作倾向，如果没有这种倾向，作者又到底在写些什么呢？不过，对于一位路过的读者朋友而言，在思考文章的思想内容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过多在意内容的正确性，”最重要的历史语境就是未来”。额，以上这些可不是借口，即便没有看明白《论文字学》，但我还是自认为理解了一部分的《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在这篇文章里，句子的中文双引号是《论文字学》的引用，英文双引号是《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的引用。）
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试图在物理或经验世界之上寻找现实的一种终极根基、本质或基础”，它们的统一之处在于假设了一种至高的完整的纯粹的“在场（present/当下）”。当我们说某物“在场”时，我们在说它是总是在的，就像一种本质或一种纯粹东西，”最真实、本真或正确的事物是最为在场的事物”。相对的，“缺席”意味着不在场。
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在场”和“缺席”的二元对立上。例如，在符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说话等于纯粹的在场，书写等于调解、差异、缺席；在卢梭的契约论中，人的自然状态是在场的，市民社会则是缺席；在斯特劳斯人类学中，原始习俗是在场，现代文化是缺席。
我们尝试说明，形而上学系统往往是不稳定的，这使得它们会从系统内部自我解构。
解构：首先，”所谓的‘解构’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理论... ...相反，解构是某些总是在他所阅读的独一文本内部发生的东西，而且不能与独一的文本分离开来。”“解构试图所做的就是阐明那些通常是隐藏的或被压抑的条件，这些条件让任何的结构能够首先被建立起来。”要彻底解构一件事物，往往需要先尝试将其组装，然后发现构成这一事物所需要的条件。其次，解构是从事物内部出发的，因为事物外部永远不是其构成的条件。
“解构活动并不触及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结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能有的放矢。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居住在这种结构中，是因为我们始终都在居住，甚至在我们没有料到此事时仍然如此。由于必须从内部入手，由于要从旧结构中借取用于破坏工作的所有策略上和结构上的办法，由于要从整体结构上借用它们，也就是说，不能将各个要素和原子孤立起来，解构工作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它自己劳动的牺牲品。”
踪迹：然后，我们将引入“踪迹”的概念。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了符号的任意性，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符号是任意的，我们如何确定某符号所具有的意思呢？索绪尔的回答是：这是源于该符号与周围符号之间的关系，比如，当我们想确定“爱”的意思时，我们通过查字典发现它的意思是“渴求”，反义词是“狠”。“科学概念和文字概念——因而也包括文字学概念——只有在上溯到词源时，只有在已经具备某种符号概念以及有关言语与文字关系的某种概念的世界中才有意义。”
德里达在此更进一步，他将说话或书写符号间的差异称为“踪迹”，原初的/构成性的差异称为“原初踪迹”。为了理解这个概念，不妨将符号类比为路，一个符号就是一条路，符号间的差异就是某段路的不同，踪迹就是路出现的痕迹，原初踪迹就是第一个开始走这条路的人所走的痕迹。
踪迹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席；踪迹不是通过感官能够认出的东西，也不是通过思维构造出的东西；踪迹不能被归入主体也不能被归入客体；踪迹不是柏拉图的理念也不是康德的范畴。踪迹是德里达哲学体系中的关于任何“在场”的基础性差异条件，它是调解、综合或复杂性的原初条件。正因为踪迹是条件，所以它是先于所有的形而上学概念的，“在观念或概念之中的差异自身并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人们想认识它的时候，它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踪迹是形而上学的本源，因为踪迹仅仅是认识的条件，除了条件，它什么也不是。踪迹甚至超越“...是什么”这种问题，因为在提“...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提问者首先要对该疑问的东西和其它东西作区分，这种区分就是由于踪迹在起作用。
一旦接受了“踪迹”的观点，就会发现，所有的形而上学都必须以踪迹作为运作的基础，纯粹的概念必须通过差异才能被认知，在场的事物为达到形而上的目的就必须依赖于不在场的事物，这就说明形而上学的结构都是不稳定的。比如，当我说“水是万物之源”时，我必须首先区分出“水”与其它东西的差异，只有差异已经发生时，我才能提出观点“水是万物之源”。
替补：由于形而上学结构的不稳定，所以没有真正的“在场”，为了达到人为的完整，表面上的“在场”已经被“替补”所替代了。书写是对说话的替补，科学等现代文化是对原始文化的替补；在卢梭的哲学中，将市民社会形容为人类文明的堕落，但这其实是对原始社会的替补；手淫被认为是一种不自然的恶习，但其实是自然的异性性关系的替补。解构工作需要揭露结构内部的哪些组成是一种替补，替补正是由于原来结构的不完整而自行出现的。
原初踪迹：如果要追问踪迹的本源/构成，那么它就是“原初踪迹”。但实际上，“原初踪迹”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因为所有踪迹不可避免地受到调解、综合，所以没有所谓的“原初踪迹”，正如所有符号只有从它与系统中其它符号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意义。德里达之所以提出“原初踪迹”的概念，一是因为”任何试图克服形而上学的尝试只能重复形而上学的语言、话语和前见”。二是因为“踪迹”自身需要有一个踪迹，否则踪迹不会被认知；而一旦有了踪迹，就不可能有原初踪迹。用路的例子来类比，就是如果要说明一条“路”是一条路，需要通过这条路和其它杂草泥泞等非路来进行区分，否则路就没人能发现；一条路第一次被人走的时候必定是非路的，但它成了路之后也就没有“第一次被人走”这种说法了。另外，所谓的“调解”就是“走”这条路。
延异：“延异”就是延迟与差异，符号通过延异来从下一个符号里获得它的意义；而在场元素通过与缺席元素的延异来获得同一性。德里达称，”延异是一种运作，通过这种运作，任何语言或符号、任何一般的参考系统在‘历史中’被构建为一个差异的网络组织”，也就是说，“延异”是由诸多踪迹延伸出来的网络，在路的类比中如同路与路延伸相交的交通网络。
过度：过度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书籍阅读的例子。一切文本的意义都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构建，作者需要在词库中斟酌可以表达自身思想的语句（否则为什么要写呢），而读者也需要在阅读中收获思想、知识或是乐趣等（否则为什么要读呢）。德里达认为，所有的阅读实际上都是读者的过度理解，当读者阅读文本时，他实际上在阅读更多的经过调解的东西。这是由于，一是作者写作时的瞬间已经过去，即便作者还活着，他也无法准确地说明自己写作时在想什么；二是，“并不存在文本的外部”，换言之，一切都是文本内部，包括作者的生平经历、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现实信息以一种局限的词句的方式呈现在文本之中，文本就是经过现实调解过的网络。
下面我们将介绍德里达对语言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驳。”去拒绝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去拒绝思想自身的可能性。”
语言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可以理解为语言学上的言语君主制，其认为说话是在场，文字是附属于其表音的语言而存在，在所有意义上，言语具有绝对的第一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也不过是一种言语中心主义：它主张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
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每个人小时候总是先学会说话、再学会认字，言语的特殊之处正在于此：“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通的简单能指。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人们的心境和逻各斯产生约定的符号化关系，再借由书面语言将约定固定下来。
索绪尔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系统外，这是为了“防止它受到最严重、最不顾信义、最持久的污染，这种污染不断威胁着语言的内部系统，甚至败坏这一系统，它发生在这样一种东西的进程中：索绪尔竭力把它视为外在历史，视为在有‘记号’之时就从外部影响语言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仿佛文字随‘记号’的开始而开始，随记号的终结而终结。”
广义的书写：“我们用‘文字’来表示所有产生一般铭文的东西，不管它是否是书面的东西，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外在于语言顺序，也是如此：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广义的书写是能够记录、保存、传播思想的手段（甚至包括“所有意指系统”），科学研究甚至一切社会认知都要依赖于广义的书写。
因此，书写是一种认识的条件而不只是文字学的被研究对象。如同即便最简单的CPU，也需要有寄存器才能工作。“文字不仅是为科学服务的辅助手段——最终会成为科学的对象... ...在成为科学的对象之前，文字则是认识的条件。”
书写符号的特殊之处在于：任何概念如果要将形而上学概念排除在外，就必须保留书写符号的痕迹。这种痕迹就是上面介绍的“踪迹”，所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是不稳定的，其内部结构需要着书写的条件。关于书写的痕迹，“不管把这种因素理解为媒介还是理解为不可还原的原子，它始终是一般原始综合的因素，它属于人们不能在形而上学的对立系统中加以确认的东西，属于人们不应当称之为一般经验，甚至称之为一般意义的起源的东西。”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这些结构并不是自有的，而是自己组装起来的（比如机械）；即便看上去自然的事物，我们所假想的它的结构也是人为模拟的（比如对生态演变的循环研究）。而结构总是具有一个中心（锚点），在这个中心上运作是停止的，否则这个结构就会崩溃/混乱。斯特劳斯将锚点放在原始人的“纯洁”状态上，再以此展开人类学结构，这种在场意味着它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最后用一段亚瑟·布雷德利的总结来结束本文：”我们与语言外部的世界的关系——不管是我们与自己的思想的关系还是与他人或事物的关系——是不停地通过我们所谓的‘元书写’、原初踪迹或延异而被调解过的：我们并没有一个关于真实的纯洁的、没有被调解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