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委内瑞拉知名反对派人士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
随后，这位和平奖获得者发帖，声称准备将和平奖献给委内瑞拉人民，“也献给特朗普总统，感谢他对我们事业的决定性支持”。
据说之后特朗普小儿子采访了马查多。“如果我能上位，那么委内瑞拉的所有产业均会私有化，这将大大利好美国企业！”马查多兴奋地介绍自己的愿景，“我们会将实有产业全面私有化，而委内瑞拉的资源还不仅仅是实有，美国公司来投资，将会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以上是最近几则关于马查多的信息。在我，却自然联想到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的莫言。
关于莫言，可谈论的信息和话题很多。现在来了位马查多，这让我看到了两者之间很多的可比较点。
首先比较一下两人的获奖原因。马查多获奖，据说是“以表扬她为委内瑞拉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不懈努力”。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约尔根·瓦特内·弗赖德内斯表示，“我们希望整个反对派能重获动力，继续为实现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过渡而努力”。人权观察组织美洲区主任胡安妮塔·戈贝图斯·埃斯特拉达表示，这一奖项还可能加大国际社会对马杜罗政府的压力。
很明显，马查多获奖，政治是主要原因。
那么，莫言为什么会获奖？真是因为莫言的思维文学成就吗？
长时间以来，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能公开，不过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可查阅到当年的这份“颁奖辞”了：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官方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我觉得，稍有文化和思想的读者阅读之后，不难归纳出莫言获奖的原因。
获奖后，莫言接受过不少访谈，“神情严肃”地表达过一些观点，诸如“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毛主席《在延安问座谈会上的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等等，引发了不少的争论，他本人似乎也曾一时被看作某种代表，或斗士。然而，结合莫言自己的作品和其事实上的言谈行为，似乎这中间差异极大，让人不能不产生质疑。
究竟该怎样看待莫言的文学创作，和莫言的这些言论？
笔者以为，客观、公正地看待莫言的文学创作，应当先理清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再聚焦莫言和莫言的文学创作，否则很难有理性、深刻的认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是：（一）诺贝尔奖的评选及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二）文学与现实及历史的界限，和文学的阶级性；（三）2012年前后国内和国际的意识形态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