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西汉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太史公。司马迁之父。论六家要旨，实则是以道家为本，对“阴阳、儒、墨、法、名”五家进行评析取舍。
1、引用《易传》中的一句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各家学说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思考方面和达成途径不同。
2、对各家学说要旨加以概括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阴阳之术，立足于天文节气，注重祸福吉凶，忌讳多，使人畏惧，使人感到束缚。这些教义未必都是对的，但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运转的规律可以做为天下的纲纪。
儒者，立足于六艺，将六艺的经书博杂，几辈子都不能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究其礼。学说博杂很少能掌握要领，事倍功半。但是“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学说也改变不了。
墨者，崇尚尧舜，他们粗茶淡饭，简衣陋室。连丧礼这样的大事，也只是三寸后的桐木棺材。教人失去儒家推崇的周礼，这样下去，天下就没了尊卑等级。大汉已经不是尧舜禹那个物产底下的时代了，还这样节俭实在难以遵从。不过“强本节用”，可以让人人自给，家家自足。
法家，以法令为准绳，亲疏贵贱一视同仁，这样维护宗法制度的“亲亲尊尊”原则就失去了，可以行一时，而不能长久。不过“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即使百家学说也改变不了。
名家，以烦琐苛刻为明察，专注于概念而丧失人之常情。但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不能不分辨。
3、道家的无为主张，容易施行，只是语言深奥不是很好理解。学术立足于虚无的道，遵循规律去运用。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没有长存不变的形，能探究万物的本性。不居万物之前呢，不处万物之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没有法，顺应时事来决定；有没有度，按照具体事物来定夺。所以说：圣人不朽，顺应时势的变化，采取适当的措施。虚无是道的永恒，遵循规律是国君的纲要。群臣一起来了，使他们各自明白。名副其实的叫做“端”，名不副实的叫“窾”，不听信“窾言”(有名无实的话，或曰谣言）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愿意这么做的话，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这样才符合“大道”混混冥冥的样子。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无名”。
但凡活着的人，都有精神寄托在形体之上。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使用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者不可复生，神形分离也不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顿好自己身精神和身体，却说“我有以治天下”，凭借的是什么呢？
4、正因为这五家各有所长，各有所弊。所以道家让人精神专一，行为符合无形的“道”，使万物安定而备足。道家的学术，顺应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采用儒家、墨家的长处，撮取名家、法家的精要，顺应时代变迁万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意简约容易掌握，事少而功多。
儒家则不这样，他把君主作为天下的楷模，君主提倡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行。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去掉贪欲，革除聪明才智，抛弃这些而使用权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使用就会疲惫。精神和形体都动荡不安，而想要天长地久，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正文出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翻译顺序与原文不同，白话第1段取古文言第1段首句。白话第2段实则是合并古文言第2、3段。白话第4段实则是古文言第1段。如此顺序，可更加明确体现各家之长短，及道家包容各家所长的特点。古文言开篇立论就各家评价及要旨进行简要评析，唯独道儒两家长篇大论，表达了司马公崇道非儒的学术立场，翻译移至末端。
通篇翻译时对古文进行了部分缩减，许多人喜欢把薄书往厚了读，以显示自己的学识渊博。我一直争取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简约，表明意思即可，不喜欢啰嗦。甚至在努力把译文缩减到跟古文篇幅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