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大奖。
如何培养世界级思想和科学大师？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弄清培养杰出人才的条件和机制。
学术讲座票一票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已成为校风。2012-2014年的连续三年中，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每年都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不是偶然的，与他们志存高远的追求密切相关。斯坦福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 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学术讲座一票难求，一张200多美元，比体育赛事和娱乐演出都贵，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讲座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让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其次，这种高端会议讲座所提出的问题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深深烙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次也高，这是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在想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的最佳时机。连吃饭时间都不愿浪费的人，是一种执著，这是干好事情的前提。
斯坦福大学师生吃饭时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他们把吃饭时间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大家都在平静交谈。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研成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著，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国大学缺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和激情。以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小组”为例，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
“复杂系统理论研究小组”有一次活动是邀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做报告。她的报告主题是亚利桑那州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的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戈登教授的研究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使用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
组织这种活动，一要有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是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活动经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更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等娱乐性的团体，鲜有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是区别，也是差距。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标准，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第一：大众的思维水准，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
第二：哲学传统。哲学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影响，它不仅给民族的思维提供各式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的思维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前300年，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
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缺乏对自然现象的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索自然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柏拉图主要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
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本的诗集；西方的才子忙于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第三：教育体制和目标。教育体制涉及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程，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教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由学校和老师自己决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是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第四：家长和老师的期许。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许是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有个稳定的工作；西方家长对孩子的期许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第五：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科研讲究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第六：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量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等等。
第七：道德风尚。学者的道德风尚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对大师的培养。
诺贝尔奖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
首先，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的发明、电视的发明。
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