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青春志分为六章：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

刺客

春秋战国时期刺客的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书中提到的一则刺客的故事却是我之前没有读过的。

史上第一个自杀的刺客

四大刺客中没有这位仁兄的名字，还好易老师让我们认识了他：鉬麑(读如锄泥)。

这个名字怪异的刺客，是晋灵公派去刺杀晋国正卿赵盾的。作为臣子的赵盾做了什么大不敬的事情让国君对他动了杀心呢？晋灵公既然要杀自己的臣子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流程反而要安排人进行刺杀呢？

实际上，真正该死的不是赵盾，而是晋灵公。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荒唐君主，他昼思夜想的事情除了吃熊掌，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来装修自己的宫室，还有就是在高台上拿弹弓射人，看行人躲避弹丸寻开心。（谥号为灵的似乎都是这类货色。）

公元前607年，即春秋时期的鲁宣公二年某日，仅仅因为熊掌没煮烂，晋灵公就把厨子杀了并装在簸箕里往外扔，结果被赵盾撞了个正着。对此赵盾当然不能不闻不问，就是这件事让晋灵公对赵盾起了杀心。

于是晋灵公派鉬麑去刺杀赵盾，但史书上对于鉬麑是何人，准备以何种手段行刺都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能被委以如此重任的必然不会是泛泛之辈。可当鉬麑在黎明时分抵达赵府时发现老赵家的三道大门都是敞开的，这是什么情况？有人来跟自己抢功劳？不知道鉬麑走进赵府时是否带着以上疑问。

此事的赵盾对危险没有丝毫的察觉，因为离上朝的时间还早，他正衣冠楚楚地端坐在室内养神，身边一个侍卫都没有。

眼前的景象让鉬麑肃然起敬，据说还发出了一声叹息：“孤身一人也不忘恭敬的赵盾大人，是可以为民做主的啊！”

这样的人，也是可以谋杀的吗?鉬麑陷入了两难：命令必须服从，忠良不可杀害。杀害国之栋梁是不义，违背君主之命是不忠。要么不义，要么不忠，鉬麑该怎么办?他选择了自己去死。

这个故事看似有些滑稽，但鉬麑在进退两难时选择了为难自己而非伤害别人。也许现代人眼中他有些愚忠，但我觉得他的做法还是让人敬佩的。

相对于鉬麑，接下来登场的这几位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士为知己者死

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新世界》中孙红雷饰演的金海金爷最敬佩的人是豫让，而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也正是这位仁兄。

豫让是智伯的手下，颇受智伯的器重。如果不是智伯在联合魏，韩剿灭赵氏时口出狂言，导致魏，韩担心步赵的后尘而倒戈相向，战败身死的话，豫让可能会过上另一种幸福的生活。

可惜没有如果，智伯被杀了，而豫让自发的要替他报仇，他复仇的对象时赵的国君赵襄子。通过一些列伤害自己的行为他先后两次对赵襄子展开了刺杀，均以失败告终。临死前他希望可以刺赵襄子的衣服几剑，算是替智伯报仇了，而赵襄子面对这个双赢的局面答应了豫让的请求。

豫让其实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潜入赵襄子的团队，伺机再对赵襄子下杀手。但是他不屑于通过获得别人的信任后再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这一点可能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刺客，但是却是成就了君子之名。

同时士为知己者死也是出自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

行刺还是演出

要论刺客的名声，那么最响的非荆轲莫属。但是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他（这个农药里他总出现在身后刺我无关）。

荆轲本是卫国人，流浪到燕国不走是因为狗肉和美酒以及杀手的屠夫和奏乐的高渐离。燕国的存亡其实无关他的痛痒，所以当他听了太子丹的一番慷慨陈词后有些懵逼。

荆轲刺秦并非主动请缨，而是太子丹买凶杀人：“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便是证据。当然，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国士待之”，毕竟士为知己者死。

刺秦绝非小事，可却绝对应该是秘事，可荆壮士最弄出了很大排场：徐夫人之匕首，樊将军之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唯一没作交代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过行动前的沙盘推演。

能拖就拖的荆壮士在太子丹的催场下实在是拖不下去了，于是在众人“皆白衣冠以送之”的悲壮之下赴秦行刺，仿佛就差用大喇叭广播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注意力啊，本人现在就要去刺杀秦王嬴政啦，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这就怎么看，怎么像演戏。这种语境下的荆轲，已不是刺客，而是演员。此处我赞同易老师的观点，太史公在荆轲刺秦这件事上可能艺术手法大于真实史实。

但不管怎样结局摆在那里了。就算太史公想给荆壮士加分，也无法掩饰他的学艺不精。图穷匕见之时，荆壮士就得靠自己的本领了。然而正如武林高手鲁勾践所言，荆轲剑术不精，还不肯虚心学习。结果怎么样呢?秦王近在咫尺，他却一败涂地。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不上；打，打不赢。最终只能在遍体鳞伤之后，靠在柱子上说完最后的台词：嬴政!老子本来就没想杀你，是要劫持了你做人质，让你跟诸侯签订条约的！

很多人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情和悲怆所感染，我不禁在想如果荆壮士有聂政那两下子，估计秦始皇可能就未必是嬴政了。（但即便嬴政被刺身亡，秦统一六国应该也是不可逆转的。）

刺客情

那么聂政是何许人也呢？四大刺客中我最推崇的就是聂政。他是豫让之后、荆轲之前的刺客。聂政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刺杀韩相侠累，他接受这项刺杀任务也是因为“士为知己者死”。他的出山，主要是感念严仲子的看重赏识。

与荆轲相比聂政这更像一个职业杀手，他的行动也很机密，身手很敏捷。

因为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韩国的国相，也是韩侯的叔叔。此公人多势众，防卫森严，不易下手。严仲子决定给聂政配备一支小分队，然而聂政却坚决反对。他说，这事绝不可以人多。人多嘴杂，是非也多，哪有不泄密的?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只身前往的聂政如入无人之境。他手提三尺之剑，入韩境，进国都，闯相府，上厅堂，在手持戈戟的卫士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一剑刺死了侠累。然后，又一声长啸，击杀了侠累的卫队数十人，剩下的则全都呆若木鸡。

随后聂政开始对自己动手：他先是割掉了自己的面皮，又挖掉自己的眼睛，然后剖腹挑出肠子，这才倒地而死。这一系列的动作，他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平心静气。

他的“活”实在干得漂亮，不但干净利落地杀掉了侠累，还清理了现场，掐断了线索，让韩国人永远无法知道凶手是谁，更无法从凶手这里追到幕后。

事实上，聂政原本是可以全身而退的。他毅然毁容不为别的，就是要保护所有相关人，包括严仲子。这也是他反对成立小分队的初衷。他对严仲子说得很清楚：韩卫两国相距不远。一旦走漏风声，韩人举国与主公作对，岂不危险?同样，一旦暴露真面目，生活在齐国的姐姐岂能不受牵连?

为此，聂政甘当无名英雄。

侠女聂荣

如果不是聂政的姐姐，可能侠累案将成为历史中的一桩谜案，四大刺客中也不会出现聂政的名字。

聂政的姐姐叫聂荣。聂荣出现在韩国的街头是因为侠累遇刺身亡后，为了调查出凶手悬赏千金并将聂政暴尸街头。

聂荣赶到韩都一眼就认出了弟弟，伏尸大哭。

韩国围观的人当时都有些蒙了：我们国君正在悬赏追查这个刺客，夫人难道不清楚吗?怎么还敢来认尸?

聂荣说：“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想我这苦命的弟弟，虽然身怀绝技，志向远大，却因为放心不下老母和妾身，只能忍辱负重，屈身市井，混迹于贩夫走卒之中。现在老母宾天，妾身已嫁，他可以“为知己者死”，也可以大显身手，扬名立万了。但，弟弟因为妾身尚存，不忍牵连，竟如此地毁坏自己的容貌。我又怎么忍心为了苟活在世，而泯灭贤弟的英名呢?”说完，聂荣竟哭死在弟弟的尸体旁。

正是因为聂荣的出现使得我们知道了刺杀侠累的人是聂政，虽然不知道后来严仲子是否因此受了难，但聂荣这样一位女子是值得尊敬的。

情人

青春志的第二部分是情人，主要讲述了夏姬的故事，同时与特洛伊的故事进行了对比。同样是因为情人引发的战争，两种文化对情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战士

青春志的第三部分是战士，而战士的故事却是从一个战俘说起。

极品战俘

这位战俘是晋国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由于荀首的采邑叫智，因此苟首又被称为智伯。他的接班人也都被称为智伯，这也是晋国后期最牛的家臣，差点就取代了晋。但这都是后话了，咱们这位主人公荀罃之所以被俘与前面提到的一位美女有关，美女的名字叫夏姬。

当时楚园和晋国发生了邲之战(邲读必)，此战晋军大败，荀罃被俘，此时他老爹苟首是晋国的下军大夫,听闻爱子被俘，他率军反冲锋，杀死了夏姬当时的老公襄老，射伤了楚国的王子并带着这一尸一人回到了晋国作为日后交换回儿子的筹码。

写了这么多字似乎没体现出主人公荀罃极品在哪?也没看出他缘何被易老师点为战士的代表人物！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

邲之战九年后晋国与楚国交换人质，临行前楚王与荀罃进行了一场对话，而荀罃极品战俘的名号便是由此得来的。也正是在这场对话中让我们看到了荀罃的风骨。难怪智伯一氏后来能够做大，有荀首、荀罃这么猛的族长想不强大都难啊。

对话内容用现在的话来说如下：

楚共王问：先生怨恨我吗?

荀罃答：不怨恨啊。两国交兵，下臣无能，做了俘虏。承蒙您的恩典，没有让执法官拿我的血来涂抹贵军的军鼓(执事不以衅鼓)，而是让我回国接受审。这都是我自己无能所致，怎么敢怨恨谁呢?

（此处有一个知识点：按照当时的制度，将士出征之前先要祭祀社神，叫“祭社”。祭祀用的肉和酒要分给大家，叫“受脈”。同时要用血涂抹军鼓，叫“衅鼓”。衅鼓的血，往往是用战俘的，而且最好是等级高贵的战俘。荀罂罃所谓“执事不以臣衅鼓”，其实是说楚人没有杀他。不杀之恩，照理说是应该表示感谢的。）

因此共王又问：那么先生感谢我吗?

对此荀罃却回答：不感谢。您与我的国君为了国泰民安，而克制自己，宽待他人，释放战俘，永结友好。这种功德无量的事我都没听说过，哪来的资格表示感谢啊?

共王再问：先生回国后，拿什么报答我?

荀罃答：既然我不怨恨您，而您也不会居功自傲，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楚共王碰了一鼻子灰，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只好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面对楚共王这个“问题大王”，荀罃给出了自己回国后可能的三种遭遇，

第一种遭遇：荀罃作为被释放的战俘回到晋国，晋国国君赐死他以达到以振军威，以儆效尤的效果，那么他虽死无憾，且永垂不朽；

第二种遭遇：晋国国君网开一面没有赐死他但却批注了荀首对其执行家法的请求，他依旧要接受家法。根据家法他可能被杀死在祖宗的灵位之前，这样的话他同样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第三种遭遇，晋国国君没有同意荀首执行家法的请求，那么他将依法担任军职，将率领一支小部队，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到那个时候，如果不幸与贵军相遇，我一定会奋勇当先拼力死战，决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这一片赤胆忠心，这就是我对您的报答。

楚共王听完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肃然起敬。被震撼的楚共王以最隆重的礼仪送荀罃出境。甚至感叹说：晋国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是无法与之争雄的。

不过我觉得楚共王同样值得被尊敬，可能只有在春秋那种背景下，在当时的价值体系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王与战士。

前面讲了极品战俘荀罃的故事，在这则故事后面易老师还讲了另一位战俘的故事。易老师对其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大为赞赏，不过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忍辱负重留下有用之身去做更大的贡献更难。

易老师推崇的这位仁兄是鲁国一位名叫臧监的战士。鲁襄公十七年(前556)，臧监在战败后被齐军俘虏。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齐国当时的国君齐灵公并没打算杀他。但是这位不靠谱的国君派了一个宦官去看臧监并对他承诺说“你不会死”。（按易老师的说法，谥号为灵的主能干出这种不靠谱的事不足为奇。）

但是当臧坚从宦官口中得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和礼仪，宦官是不可以对贵族下命令的，更无权决定贵族的死生，哪怕只是传达国君的命令也不行。这样做，不但对接受命令的人是羞辱，对下达命令的人其实也是侮辱。

于是臧坚朝着齐灵公所在的方向叩首说：承蒙关照，实不敢当！但君上既然赐下臣不死，又何苦要派这么个人来传达厚爱?

说完，坚持认为“士可杀不可辱”的臧坚用一根尖锐的小木棍挖开自己的伤口，流血而死。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被放回鲁国，在后来的日子里卷土重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勇敢的选择以死捍卫贵族的荣誉也算是个汉子吧。

看似竞技体育的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极讲礼节，不像是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只要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因此时间很短，原则上只有一天。

城濮之战，就只打了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春秋时最短的战争甚至只有一个早上，叫“翦灭此而朝食”。

当时战争的地点一般在国境线上。封邦建国是要划定国境线的，叫“封疆”。国境线叫“疆”，所以战场叫“疆场”。国境线在“野”，所以战争叫“野战”。

野战其实并不粗野，更不野蛮，而且事先要宣战。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

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正如孟子所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

春秋时期的战争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来行礼的。比如城濮之战后五十七年(前575)，晋楚两国发生鄢陵之战，晋国大夫郤至(郤读如隙)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车，脱下头盔，小步快走，表示对一国之君的礼貌和恭敬。当时的楚国的国君是楚共王，同样彬彬有礼。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带着一张弓，去慰问郤至，问他有没有受伤。

郤至立即脱下头盔行礼也是客套了一番，然后请使者禀告楚共王感谢他的关心，自己身体很好，正要与楚军决一死战。话语中满是恭敬，礼数周到没有一丝的火药味。

当时的人看来：礼，比胜负更重要。

下面敲黑板啦，知识点来了：讲礼仪，就讲规则。

第一，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地进行决战。

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

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

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

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没人知道如此绅士风度的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绝大多数时候春秋时期战争的目的说得文雅点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直白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不过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这个时候，谁讲礼仪，谁就是找死。

好男才能当战士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春秋的战士是君子，战国的战士是小人。

这里说的君子和小人，是阶级意义上的：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

士，既参战也作战，所以叫“战士”。

卒，参战不作战，只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汉语中就是“跑”的意思。战士和走卒，是两码事。

其实士之与卒，地位从来就有高低。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而已。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士就是“无冕之王”。他们作为贵族，跟天子、诸侯、大夫一样，成年时都要加冠。只不过，士只加冠，天子、诸侯和大夫则不但加冠，还要加冕，这才成了王或皇。

卒就不一样了。文字学家一致认为，卒就是穿某种衣服的人。这衣服上会做记号，甚至写个“卒”字，表示是当差的、跑腿的、服劳役的，是小人。

所以，士是高贵的，比如绅士、爵士、武士道。卒则是卑贱的，比如隶卒、狱卒、马前卒。马前卒这三个字最能说明问题。战场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车作战。卒就无甲可披，只能穿件布衣，鞍前马后跟着跑。

书中的说法是在春秋时期，士参战也作战，卒参战不作战（参战不作战是怎么做到的呢？做后勤保障工作吗？）。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地位更为卑贱的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

在春秋，战争是贵族的游戏，且只有好男才有资格成为战士。

迷一样的宋襄公

春秋五霸有至少两个版本，而在其一中宋襄公名列其中。宋国在春秋时期只是个二流国家的角色，宋襄公何德何能可以占据五霸中的一个宝贵名额呢？这与其在楚宋两国泓水之战中的表现有关。

公元前638年，楚宋两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可谓是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是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坚持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但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礼。不遵守这些礼，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当代人严重宋襄公的行为有些“脑残”或“迂腐”，但却符合当时贵族的价值观。

不过，看似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并不是什么善类。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春秋时期却仍有一位子爵被另外几个国君杀了来祭祀社神。在《左传》中对此事很不以为然。而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也许有人要说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因此他的所作所为有情可原。可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的宋大夫子鱼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大夫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着“反对派”。

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

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

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

因为襄公的目的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泓之战的前一年(前639)，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可惜反对无效，于是他又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但宋襄公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既然自己提议大家都不带兵，怎么好意思出尔反尔带兵过去呢？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那么子鱼是何许人也呢？为何他敢跟宋襄公对着干，宋襄公被俘后却想让他拯救宋国呢？

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襄公还是太子的时候，他老爹宋桓公病重。当时宋襄公就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不知道他老爹是不是病糊涂了，竟然答应了。子鱼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襄公这才成为国君。

因此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谁知子鱼并不推脱并直言：君上就算不讲这话，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

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却主动将君权还给了宋襄公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可惜回国以后的宋襄公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个人觉得《史记》没采纳的不一定就不是真的，如果这则故事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徽钦二帝如果当初有这样的亲人可能会有另一番境遇；明英宗和明代宗是否会汗颜？）

人臣

聊完了战士的故事，下面我们再看看人臣部分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在等着我们。

老爹退下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在看待春秋那段历史时总是会自动带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价值体系。但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自古以来就不少见，比如鄢陵之战晋军发生的故事。

鄢陵之战的战场上，有一处非常大的泥沼挡在晋军营垒前，好巧不巧的国君的车架陷入其中。身为统帅的栾书的车架正好在一旁护卫国君，见状急忙下车奔向国君的车架，准备把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架上。

而国君车上的一声大吼：栾书退下！逼得栾书停下了脚步。他定睛一看，这声吼来自国君车上的侍卫长栾鍼，这个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栾书的儿子。儿子吼老子，这是要造反吗？还没等栾书发飙，儿子开始慷慨陈词：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叫冒犯，放弃自己的职责，这叫怠慢，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跑到别人那里，这叫捣乱。有这三条罪名，你还动吗?

于是栾书立即退下，栾鍼则跳下车来，用力掀起战车，脱离险境。

这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小插曲，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其实是有深意的。事实上，栾书不但是中军统帅，而且是栾鍼的父亲。下级呵斥上级，还劈头盖脸，岂非不忠?儿子呵斥父亲，还直呼其名，岂非不孝?

恰恰相反。

事实上栾鍼的做法，完全符合礼仪，也合乎道理。首先，这是在国君面前。君前无父子。无论什么人当着国君之面，都要直呼其名。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清。其次，栾书如果把国君转移到自己车上，就无法再行使中军统帅的职权。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第三，栾鍼的职务是车右。按照当时的制度，车右的任务原本就是保障安全和以备万一。栾鍼该做的事，栾书又岂能越俎代庖?那可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折不扣的侵权或越权。

晋文公的外祖父

从栾氏父子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有先后。公私不能两全，则先公后私。忠孝不能两全，则先忠后孝。在人君面前，人父必须退居二位。而且，为了让儿子尽忠，做父亲的往往要委屈自己，甚至牺牲生命。比如狐突。

狐突是重耳的外祖父，在晋献公时曾担任太子申生的驾驶员。献公去世后，国君是惠公。惠公担任国君十四年后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怀公。

怀公很清楚，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其实在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国外，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追随左右，于是怀公心生一计把狐突抓起来做人质让他把两个儿子交回来，这相当于断了重耳的臂膀。

狐突却拒绝了怀公的要求，因为君臣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不能随意改变。成为他人之臣，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策上，叫“策名”，其次要向人君敬献礼品，叫“委质”。这两件事，都表示以身相许，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就忠贞无贰，永不变心。

春秋时期有两种关系：公私与君臣。职务对职务，是公与私；个人对个人，是君与臣。君臣关系高于公与私，也重于公与私。因为不能效忠主公，也就不能效忠国家。因此，必须先忠君后报国，哪怕那人君并非王侯，甚至流离失所。这就是狐突他们代表的主流观念。

于是狐突说：做儿子的能够担当重任，是因为做父亲的教以忠诚。臣这两个儿子，成为重耳之臣已经很久了。如果臣把他们叫回来，那就是教唆叛变。做父亲的教唆儿子叛变，又拿什么来效忠于君?若不杀臣，那是君上的英明，也是下臣的愿望。如果滥用刑罚以逞淫威，请问又有谁不是罪人? 下臣听命就是。

于是怀公便杀了狐突。可惜怀公此举只是成全了狐突，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年春，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是为晋文公。为此，诸侯们举行了盟会，主持人便正是狐突的儿子、重耳的舅舅狐偃。至于怀公，在重耳启程后不久就逃出国都，后来又被谋杀，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

效忠但不效力

怀公成为晋君，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晋怀公是惠公的儿子，献公的孙子。晋献公女人多，儿子也多。齐姜生申生，狐突的女儿狐姬生重耳，狐姬的妹妹生夷吾，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这些女人当中最有心机的是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接班，使尽了阴谋诡计。最后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出走流亡国外，奚齐被立为太子。骊姬，似乎得逞了。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是荀息、里克和丕郑。里克原本是支持太子申生的。申生死后，又私底下支持重耳，表面上中立。丕郑，则跟里克一伙。献公和骊姬可以依托的，只有荀息。何况荀息非常有能力，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导致虞国唇亡齿寒最后被灭，就是荀息的手笔。

于是晋献公托孤于荀息。献公说：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拜托给大夫您了。大夫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息伏地叩首说：下臣将忠贞不贰，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为股肱之臣。如果能够成功，那是君上在天之灵的赐福和保佑。不成，臣就去死。这是庄严的宣誓，当然必须履约。

然而晋献公死后顶多一个月，里克就发动了兵变，并事先把情况通报了荀息。

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的旧部，愤怒已经到了沸点。天怒人怨，兵变一触即发，先生打算怎么办?

荀息说：我去死！

这个回答顿时把里克整蒙圈了：恐怕没什么用吧?如果因为先生的死，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君位，倒也罢了。如果先生自尽，那孩子照样被废，又何必去死?

荀息说：在下对先君有承诺，不可言而无信。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又想明哲保身，做得到吗?所以，虽然我之死无济于事，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再说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这一点上，请问谁不如我? 我自己既然忠贞不贰，那么，能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吗?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甚至也无力可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各为其主，各尽其责，成败与否，听天由命。

有了荀息的态度，里克立即动手。这年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荀息也立即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尽力辅佐，也算履行了诺言。于是荀息就立卓子为国君，并安葬了晋献公。然而到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了卓子。荀息无路可走，终于自杀。

其实我觉得说荀息效忠不效力似乎有点冤枉他了，毕竟他还拥立了献公的弟弟。但似乎他也确实只是敷衍，否则以他假道代虢的智慧在已经知道里克要对奚齐动手却毫无准备，导致奚齐被轻易击杀。可能在他心底也认为奚齐不是晋国国君的合适人选吧。

秦穆公给自己挖的坑

随着奚齐和卓子先后被杀，荀息也“自尽谢罪”，晋国国君的候选人只剩下重耳和夷吾两位公子。对历史有些了解的小伙伴一定都知道重耳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是不是此刻晋文公重耳的春天来到了呢？并非如此，因为成为晋国国君的人是公子夷吾。

当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多少权威。谁当晋君，得由大国说了算。而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齐国和秦国。

于是夷吾派人向里克行贿，许以汾阳之邑，又派人向秦国行贿，许以河西之地。秦穆公权衡了下利弊，认为推举夷吾这么个孤立无援的没用家伙做晋君符合秦国的利益，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国。此时秦穆公还不晓得，不经意间自己已经给自己挖了个坑......

这时的中原霸主是齐桓公，于是以齐国为首，秦国为次，诸侯一起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

继位后的晋惠公表现得十足像一个混蛋，屁股刚刚坐稳便派丕郑到秦国去赖账，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夷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大臣们说，敝国的土地是先君的。夷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哪有权力擅自给人?寡人争不过他们，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但对秦国来说却是自作自受。实际上，当年秦穆公为晋国择君，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考察的结果，是重耳更仁义。讨论的结果，却是选个差的。秦国有自己的小九九，秦穆公也想称霸中原，因此帮中原大国晋选了惠公这个“老实人”做国君。

谁知道老实人未必老实。晋惠公虽懦弱无能，但却厚颜无耻。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只好吃哑巴亏。问题是事情还没完。赖账之后三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又厚颜无耻地向秦国购买粮食。秦国君臣经过研究，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自然灾害，哪个国家都会有。救灾恤邻，乃是人间正道。秦穆公也说，他们的国君虽然可恶，但是人民又有什么罪过?于是秦国以德报怨，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史称“泛舟之役”。

然而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却居然遭到拒绝。晋国君臣讨论这事时，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就是说，兑现承诺，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卖些粮食给晋国，则不过是“毛”。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什么用？这点小恩小惠，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不如破罐子破摔，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惠公很以为然。晋国大夫庆郑完全不能同意反对派的观点，他说：忘恩负义，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小便宜，不祥;得罪邻居，不义。这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谁要是这么做，即便是亲人都会结仇，何况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怨?

晋惠公不听。这一下，秦晋两国便结下了梁子，庆郑跟惠公也有了嫌隙。这梁子终于导致秦国和晋国开战，自以为是的惠公也做了俘虏。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惠公被秦国释放。而惠公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庆郑。

庆郑之死

导致惠公一定要杀庆郑的，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

公元前645年，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迎来了大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要向晋国讨还公道。夏历九月，秦穆公御驾亲征，率兵伐晋。晋惠公也亲自上阵，迎战秦军。秦军斗志昂扬，乘胜前进，晋军则一败再败，三败而至韩(在今何处有争议) 。

这下晋惠公有些蒙了，叫来庆郑商量对策，谁知庆郑的回答让晋惠公差点气吐血。

庆郑反问：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能怎么办？

惠公气急败坏，大喝：放肆!

在随后的战斗中晋惠公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坚决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后来又不听庆郑劝阻，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惠公这才急了，向庆郑呼号求救，庆郑根本没惯他毛病对他置之不理。不但不理，还气哼哼地说:：刚愎自用，不听忠言，背信弃义，无视占卜，这是自求其败，何必要搭我的车?下臣这辆破车，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

但我觉得庆郑可能只是过了过嘴瘾，还是对晋惠公施以援手了，因为按照《左传》的说法，庆郑因为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所以穆公得以逃脱。按照《国语》的说法，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这才放跑了秦穆公。

不管怎样最终秦穆公没事，晋惠公被俘。惠公的被俘虽然是咎由自取，但后果却很严重。如果就事论事，则晋军的战败，惠公的被俘，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因此，后来晋惠公被释放，即将回国时，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

庆郑拒绝了这儿建议并称：照规矩，军队溃败，就该自杀；主将被俘，就该去死。我庆郑，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已经罪不容赦。如果居然还逃亡，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那就不像人臣了。明明是人臣，又不像人臣，如此“臣而不臣”，还能逃到哪里去?

被释放回国的惠公走到城郊，听说庆郑没有逃亡，便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

惠公问庆郑为何不逃跑。

庆郑说：为了成全君上。想当年，君上即位，如果履行诺言，以德报德，国势就不会下降。国势下降后，如果接受劝谏，采纳忠言，战争就不会爆发。战争爆发后，如果起用良将，用兵得当，也不至于战败。现在败都败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以谢天下。这个时候，如果还把下臣我给放跑了，又怎么保得住封国呢?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

惠公一听，简直就要气疯了，连声大喊要杀了庆郑。

对于如何处置庆郑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释放庆郑，让他戴罪立功；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自作主张。这家伙，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苟如此，则纲纪何在，体统何存?

易老师的观点是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是采纳前一种建议。因为这样做，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对晋国是有利的。可惜惠公是个混蛋。是混蛋，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

因此，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好在庆郑被杀后，惠公似乎也吸取教训懂得了收敛。此后八年，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

使节

看过了人臣部分，青春志进入到使节的部分。

吕甥 VS 秦穆公

吕甥是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是作为晋国的使节去秦国交涉接回在韩之战中兵败被俘的晋惠公。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差事，因为秦晋当时的关系并不好：秦国助惠公荣登大典，但惠公却没有兑现割让土地的诺言；晋国受灾，秦国支援，而秦国受灾时，晋国却袖手旁观，这无形给吕甥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而且吕甥之前还替晋国背了锅，当年丕郑出使秦国便谎称不同意割让河西之地的人就是吕甥。

值得让吕甥庆幸的是当时秦国君臣也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杀了晋惠公祭祖，有人主张要晋国拿太子作人质来交换。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姐，则拼了命来救她弟弟。最后，穆公同意谈判，吕甥则来接人，而且吕甥还真的成功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会面的过程：

穆公问：贵国和睦吗?

吕甥说：不和睦。那些小人们，因为国君被俘而羞愧难言，因为亲人战死而悲痛不已。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要立太子为君。他们说，宁肯事奉戎狄，也要报此大仇!君子则既心疼自己的国君，也清楚他的罪过。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等待贵国的命令。君子说，秦国的恩德，是一定要报答的呀! 如果不能报答，那就只能战死。小人和君子，各执己见，所以不和睦。

这其实是绵里藏针，话中有话了。秦穆公作为老油条当然能听出吕甥的话里夹枪带棒的，于是又问：贵国臣民，怎么看国君的命运前途?

吕甥说：小人忧心忡忡，认为他难免一死，君子主张恕道，认为他一定回来。小人说，我们害苦了秦国，秦国岂能放过寡君?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秦国一定宽宏大量。一个人，背信弃义就抓起来，低头认罪就放了他，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厚道的德行，更严厉的惩罚吗?结果肯定是心存感激地惦念那恩德，心怀鬼胎地畏惧那惩罚。因此，就凭这一惩前毖后的举动，秦国便可以称霸。敝国的君子们坚信，与此相反的蠢事，秦国是不会干的!

穆公听了，大为赞许。立即改善了惠公的生活待遇，并如期放人。易老师对吕甥的外交辞令大为赞赏，称其：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可圈可点。的确，吕甥的辞令很厉害，但是也要看当时的大背景以及他对面的谈判对象。同样的外交辞令在战国时期就未必能起到相同的效果，同样的辞令在诸位灵公面前也未必就能奏效。

弱国的外交确实是太难了。

亲，洗头不？

书中第二位出场的使者是鲁国的展喜，易老师称其：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鲁国和齐国都是周朝建立之初分封的大诸侯国，但是展喜生活那个时代的鲁国早已今非昔比和齐国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了。而国君还不给力，鲁僖公因为得罪了齐国遭到讨伐。鲁国根本不是对手，这仗没法打啊，只能诉诸外交。

但外交也不是你想怎么交就怎么交的，当时的鲁国君臣对于会面时送什么见面礼，说什么外交辞令都毫无头绪。最后展喜决定不走寻常路，给齐国一个惊喜，他带去的见面礼是“膏沐”。

膏沐？啥玩意儿？其实就是那时候的洗发膏和沐浴露。这不是混弄人吗？齐国君臣看了这见面礼还不撕了他？

但展喜有他的门道，一见面便称： 敝国寡德之君不懂事，没伺候好贵国边疆的大臣，劳累君上您尊贵的脚步踏入敝国卑贱的土地，贵军将士也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寡君非常非常过意不去。因此，特派臣下冒昧地送些洗发膏和沐浴露，以示犒劳。

齐孝公听了可能有些得意，于是问：鲁国害怕了吧?

展喜的说辞跟吕甥很像，都是从小人和君子两方面来回答：小人胆战心惊，君子有恃无恐。

孝公说：切!你们的粮库里一粒米都没有，田地里一棵草都不长。贵国都成这样了，凭什么满不在乎?

展喜说：凭贵我两国的传统友谊！贵国先君是太公，敝国先君是周公。想当年，太公和周公辅佐武王平定天下，被成王册封在此。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铁的哥们吗?小弟犯了错误，大哥当然要教训，却总不至于要了小弟的命，也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忘了先王。所以我们不怕。

齐孝公听了，立即下令撤军。

易老师认为：弱国未必无外交。相反，正因为弱势，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对于春秋时代也许确实如此，但是别的时代也许偶尔会奏效吧）

其实我想到的是展喜最后的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说服了齐孝公的同时，鲁人自己也应该反思反思了。武王时期的太公也许实力很强，但武王过后的周公可谓是大权在握（周公恐惧流言日啊），虽然鲁国交由周公的长子继承，但这样的大好局面鲁国在后来被齐国甩了几条街，这是为什么呢？希望今年读《左传》的时候能从中看到些许端倪。

春秋版血色婚礼

公元前541年，郑国都城之内一片恐慌，因为楚国的一位政要即将进城。这位政要是令尹王子围。

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大多由王子甚至储君来担任。实际上，子围就是前任楚君康王的弟弟，现任楚君郏敖的叔叔。而且，也就在这年年底，他即位为楚王，即楚灵王。（小伙伴们看到灵这个谥号，有没有会心一笑，这位仁兄一定有“不俗”的表现）

子围此行是来迎亲的，他要娶的是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段，是郑穆公的孙子，因此称其为“公孙段”。能与强楚联姻这是好事儿啊，为什么郑国都城会出现恐慌呢？因为子围此行并不孤单，他是带着兵来的。这不禁让人疑惑，这是要迎亲还是要抢亲啊?

原来子围来郑国，主要是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参加在郑国境内举行的十一国会议，顺便再结个婚。（当时诸侯的会盟有两种: 一种叫“乘车之会”，不带兵；一种叫“兵车之会”，带兵。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约定的就是乘车之会，楚成王却带了兵去，结果宋襄公做了俘虏。）

既然楚国有把乘车之会改为兵车之会的前科，郑国就不能不小心。郑人为了避免引狼入室，特意请子围一行人在城外驻扎，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子围除了访问，还要娶亲。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从说媒到成婚，要经过六道手续。最后也最隆重的一道是“亲迎”，也就是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接新娘。这是除天子以外人人都要做的，子围当然也不例外。亲迎就得进城，所以郑国恐慌。

虽然郑国在春秋早期曾经是最强诸侯国且没有之一，但当时早已日落西山跟楚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这时，郑国主持工作的是大政治家子产。子产其实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一位使节去交涉。

郑国使节见了楚国使节非常谦恭地说：敝国的国都实在太狭小，根本就不足以款待令尹大人的随从。敝国唯恐怠慢，因此请允许我们在郊外清理出一片宽敞的地面，权且替代公孙段的祖庙，不知可否?

楚国使节的话，同样客客气气，但却不容商量：承蒙贵国君上恩准，赐福予敝国寡德之大夫子围，让围有机会给公孙大夫的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围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举行仪式，向列祖列宗禀告，然后才胆敢前来亲迎。如果在荒郊野外举行婚礼，那就等于是把贵国君上的恩典扔在草莽之中，也让敝国寡德之大夫围，蒙受欺骗先君的不白之冤。这样一来，围还能够回国为卿，替寡君效力吗?恳请大人三思!

郑国的使节只好干脆把话说穿：一个国家，弱小不是他的罪过。但如果稀里糊涂地以某大国为靠山，却毫无戒备，那就罪该万死。寡君将公孙之女许配给令尹大人，无非就是想要有个靠山。但是谁又知道，那大国是不是包藏祸心，要打小国的主意呢?我等小人别的不怕，就怕这样一来，小国没了依靠，诸侯也起了戒心。贵国失信于人，号令天下就不再那么一呼百应。否则，敝国的国都，就是贵国的宾馆，哪里还会舍不得开放公孙段的祖庙?

这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子围一行，也知道郑国已经有了防备。借迎亲而灭郑国，是做不到了（从《左传》的表述看，他们还真有这打算。）。于是提出不带兵器进城，郑国也表示同意。一场凶险的婚礼，终于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其实我觉得这位郑国使者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换做另一个使者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也许正是因此他才没能像吕甥和展喜一样在史书中留名。

弭兵之会的暗流涌动

婚礼结束后，子围便开始忙他的正事儿，主持十一国会议，这个会议是五年前“宋之盟”的衍生品。即将登场的使者在“宋之盟”上的表现似乎并不好，折了晋国的面子。

宋之盟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甚至被认为是东周上下两段的一个分界点：前半段以诸侯兼并为主，大夫兼并为次；后半段则是大夫兼并为主，诸侯兼并为次，堪称划时代。

宋之盟的起因是宋国大夫向戎痛感诸侯争霸，战乱不已，因此发起和平倡议。向戎凭什么发起这个和平倡议呢？当时有话语权的大国主要是晋、楚、齐、秦。恰好向戎和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是铁子，都支持他的想法。齐国和秦国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诸小国处在夹缝中，早已苦不堪言，更是乐观其成。

于是，公元前546年，即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天，以宋为东道国，晋、楚、齐、秦及其同盟国代表，共同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小国得到的和平安宁，宋有六十五年，鲁有四十五年，卫有四十七年，曹有五十九年，多数达半个世纪左右。

历史上便把这次盟会，称为“弭兵之会”。弭读如米，停止和消除的意思，兵，指战争。大会顺利召开的表象之下其实却是暗流涌动。盟会还没开始，楚国就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各大国的同盟国相互朝见。这个提案表面上看，很是合理。就像江湖大佬们拜了把子，各自门下的小弟当然也要见见，然后四海之内皆兄弟。

但实际上，楚国别有用心。因为参加盟会的国家中，只有陈、蔡、许三个小国是楚国的马仔，其余的鲁、宋、卫、郑这几个中等国家都是晋国的小弟。如果鲁和宋拜了楚国的码头，相当于鲁国的小弟邾和莒(读如举)，宋国的小弟滕和薛，也会跟了去。楚国的便宜就占大了。

晋国的使者也不是傻子当然不能同意。于是，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找到自己的铁子也就是会议的发起人和联络人向戎转告楚人：晋、楚、齐、秦，地位相当。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像楚国不能命令秦国。楚国如果能让秦国国君驾临敝国，敝国寡德之君又岂敢不去请齐君?

楚国使者听了便耍赖皮说：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可见，晋楚两国，一开始就在较劲。

这段插曲搞得晋国和楚国彼此生了间隙，晋人住在宋都北，楚人住在宋都南。楚人甚至“衷甲”，也就是礼服里面穿了防弹背心。如此如临大敌暗藏杀机，让晋国代表团颇为紧张。

楚国使者虽然没有动粗但是又起了幺蛾子要求先歃。歃(读如煞)，就是歃血。歃血是当时诸侯各国盟会的重要程序。

此处敲黑板，知识点来了：

歃血的具体做法，是牵一头牛来，割下左耳，放在盘子里；流出的血，则放在一种叫作敦(读如对)的食器中。然后，参加会盟的代表，依次以口微微饮血，或用手指头蘸血涂在嘴旁，叫“歃血为盟”，相当于在合同书上签字。不过，签字可以同时，歃血却有先有后。排在第一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盟主，或盟主就该先歃。

楚国使者的小心思，晋国使者当然不会同意。

晋国代表团声明：我们是当然的盟主，没有谁可以在晋国之前先歃血。

楚国代表团则说: 你们自己声称贵我两国地位相等，那就应该轮流坐庄，凭什么每次都是晋国优先?（晋国使者听到这话，没有有自己扇自己耳光的冲动......）

吵来吵去最后还是晋国做出了让步。代表团内部，副团长叔向劝团长赵武：诸侯归服的是德政，不是谁做主持人。历来诸侯会盟，都有小国来主持的。这次就让楚国做一回晋的小弟，又有何妨?于是楚人如愿以偿。

不过叔向的说法，则其实自欺欺人。的确小国做盟会主持人的事是有的。但那指的是“执牛耳”

好的，知识点又来了

执牛耳，也就是把牛的左耳割下来放在盘里。这种相当于司仪的事多半由小国的大夫来做，盟主是不动手的，在旁边看，叫“卑者执之，尊者涖之”。然后，盟主取敦中之血先歃。盟主歃血后，才轮到其他人。

由此可见，同盟国地位的高低，不在盘中牛耳，而在敦里的血。先歃血的，才是老大。这也是为什么公元前502年，晋国和卫国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结果便发生了肢体冲突。

晋国为什么最后选择自欺欺人的息事宁人呢？因为当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所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种种外交辞令，不过是华丽的面纱罢了。

虢之会的商机

回顾了宋之盟，我们再把镜头对准春风得意的子围。公孙段的女儿并没有成为子围的温柔乡，新婚燕尔他便投入到工作之中。

子围这次的工作内容是召开虢之会，所谓虢之会，是五年前宋之盟 (弭兵之会)的延续。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故名。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这会儿是郑国的属地。

既然之前的宋之盟成果显著，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表面上的理由是重申世界和平，实际楚国新贵子围想要耀武扬威。而他也确实如愿以偿，楚国再次压了晋国一头。他是怎么做的呢？楚国代表团提出不再歃血。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如果又来一次，则理应让晋国先。如果不歃，则楚国仍是盟主。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这都能忍?可不忍又能怎样呢？）。

然而就在子围春风得意，会议即将圆满结束之时，战争却爆发了。发动战争的是鲁国的季武子。季武子事先不打招呼，来了个闪击郓城 (莒国的城市，郓读如运，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并据为己有。莒人不干了，好家伙你这属于顶风作案啊，我是打不过你，但我有好大哥啊！

莒国在历史上，是一会儿依附于鲁，一会儿依附于楚的。现在鲁国欺负他，他当然要请楚国做主。楚国以盟主自居，也当然不能不管。何况这事还发生在虢之会期间，如果不闻不问实在说不过去。

鲁国作为当年的与会国这次当然也派使者出息了此次会盟，这位使者是鲁国大夫叔孙豹，五年前的宋之盟也是由他作为使者出席的。季武子对莒国发难，却把叔孙豹置于了死地。

拿着莒国的状纸楚国代表团正式照会晋国：请同意诛杀鲁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叔孙豹，以谢天下!

球现在传到晋国脚下了，晋国该怎么办？鲁国对同是与会国的莒国发难，相当于是对会议的公然挑衅，对誓言的公然背叛，对盟约的公然亵渎。但，这事是季武子干的，叔孙豹并不知情。杀叔孙豹，岂非冤枉?

晋国代表团的大哥这次依旧是赵武，对于楚国的要求他有些举棋不定。这时候他的助理却从中发现了商机，派人去找叔孙豹要好处，暗示叔孙豹如果给他好处，他可以在赵武面前给叔孙豹求情。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叔孙豹断然拒绝了他的暗示。即便生死未卜，叔孙豹依旧慷慨陈词：我等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家卫国。国家出了事情，总要有人顶罪。我如果靠而免于一死，那些人无从泄愤，就只能进攻鲁国了。这是给国家带来灾祸呀，怎么能算是保卫她?何况一个使节，奉君命而临大事，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出了事，花钱去私了，岂非化公为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我叔孙豹宁愿去死，也不行贿!于是，叔孙豹扯下一块绸缎对使者说:我的腰带太窄了，请拿这个回去交差吧!

赵武听说，肃然起敬。（这是件神奇的事，赵武是怎么听说叔孙豹的言辞的？助手派去的人实际是赵武的眼线？此举也是赵武在试探叔孙豹？）

深受感动的赵武说：一个人，大祸临头却不忘国家，这是忠心；面对灾难却不离职守，这是诚信；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这是坚定。一事当前，首先想得到的是忠信坚贞，这是道义。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杀吗?当然不可以。

叔孙豹的话像是长了翅膀，楚国代表团也得知了此事。因此不但晋国代表团力保叔孙豹，楚人最后也网开一面。正如赵武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像叔孙豹一样，在内不怕困难，在外不避艰险，那就固若金汤，无所畏惧。这一点，倒是不论大国小国的。

所以，必须保住叔孙豹。保住叔孙豹，就是保住一种气节，一种精神。

“绑架”晋文公

看了弭兵会盟和虢之会的故事，我不禁在想如果当时在位的是晋文公，那么楚国是不是就不敢如此造次了？那么晋文公时期的晋国是怎样的呢？

虽然春秋时期讲究个以德服人，但是五霸毕竟也是人，生而为人自然难逃爱恨情仇，而郑国的叔詹就是被晋文公重耳视为仇人并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叔詹对晋文公做了什么让其起了如此大的杀心？公元前637年，彼时的重耳还不是晋文公，只是晋国流亡国外的一位公子。当他途径郑国时，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当时叔詹极力劝郑文公善待重耳，可任性的郑文公并不鸟他。叔詹见自己再三规劝仍然无效，便提出了另一条建议：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就杀了重耳。叔詹断定，公子重耳非同一般，迟早会继承君位。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来报复。而郑文公依旧没鸟他。

郑文公没想到风水轮流转，第二年重耳便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到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是为晋文公。

六年后（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为了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向着楚国，便联合秦国伐郑，决定给当初对自己无礼的郑文工点颜色看看。秦晋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据说，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郑国一看不是对手，于是便想采用外交手段来周旋。郑国人没想到的是晋文公居然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要求：把叔詹交给我，我就撤兵。（一代霸主晋文公竟然也有如此任性的时候？这似乎跟楚怀王伐秦时的要求很像，交出张仪，我就退兵......）

此时郑文公表现得还挺Man的，要命一条，要叔詹，没有！他拒不交出叔詹，而且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叔詹。但叔詹还是得到了消息（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随后他只身一人奔赴晋营。

叔詹在在晋营门口道：晋人围我郑国，不就是想要得到詹吗?如果以区区一人之身，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宁，这正是詹的愿望。

晋人当然也没惯他毛病，二话不说架起一口大锅，打算把他烹了。

此时一心赴死的叔詹表示有话要说，而晋文公也给了他这个机会。

以下是叔詹的慷慨陈词：皇天上帝降灾于郑，让我郑国大祸临头。今天这个局面，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能够尊敬贤明，防止祸患，这就是智慧;能够杀身成仁，报效祖国，这就是忠诚。说完，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听了叔詹的呼喊竟然站了起来，不但立即下令释放叔詹，而且以最隆重的礼节送他回国。

由此看来叔詹早已看透了晋文公，虽然他抱着必死之心前往晋营，但也知道只要搞定晋文公自己就还有一线生机，说句开玩笑的话，他成功的道德绑架了晋文公，哈哈。

秦穆公的三笔账

晋文公虽然放回了叔詹，但是这件事儿可没那么容易就翻篇，晋文公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见到郑文公，当面羞辱一番，才肯罢休。（不知道郑文公心里此时有没有问候晋文公的先祖，你小子说话不算数啊，你不是说见了叔詹就退兵吧，怎么又改成要见我了？）

晋文公的要求把郑文公逼入了死角，无奈之下只好去找帮手，而他找的帮手竟然是此次与晋共同出兵的秦。

出使秦的使者是烛之武，他趁着夜色潜入秦营，去见秦穆公。烛之武深知秦作为晋的盟友想通过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是没法说服秦的，能够说服秦的只有利害。

因此烛之武给秦穆公算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灭亡郑国对秦没有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就算秦晋两国瓜分郑国，秦国得到的也是一块飞地。飞地很难真正占有。最后的结果，势必便宜了晋。晋国占便宜，就是秦国吃大亏，还要搭上财力物力，兴师动众，何必呢?

第二笔账，是保全郑国对秦国有好处。因为秦在西，郑在中原。秦国有事于诸侯，多半要借道郑国东行。郑国作为东道主，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提供种种方便。所谓“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就是整个郑国都成为秦的驿站和招待所，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账，是晋国和秦国的联盟靠不住。数年前晋惠公就曾经对秦穆公背信弃义。如今晋文公执掌的晋国的野心更大了，晋文公现在挥戈向东，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如果得手，下一步就该向西扩张了。西边除了秦国，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因此，对于秦国来说，联晋灭郑是损己利人，甚至引狼入室。

秦穆公是聪明人当然一听就懂。于是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

晋国的大夫闻讯，请求连秦军一起揍了，但晋文公却不同意。文公说，没有秦国，寡人就没有今天。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是不仁，失去盟国再树敌人，是不智，放弃和谐制造动乱，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于是晋文公下令撤兵，命悬一线的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二灵相遇

相对于郑国，蔡国的命就没那么好了。特别是当蔡灵公遇到楚灵王，二灵相遇能有啥好结果。

蔡灵公原本是蔡景公的太子。公元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随后发现儿媳妇是个大美女，竟然扒灰跟这儿媳妇私通。当时还是太子的蔡灵公忍无可忍，杀了景公，继位为君，是为灵公。

不过楚国讨伐蔡国并不是因为蔡灵公弑君杀父，而是因为他对楚国不忠。蔡灵公伺候的楚君正是楚灵王。前面说过，谥号为灵的都有问题，比如与夏姬偷情又被夏姬之子杀掉的陈灵公，因为吃王八起纠纷而被杀掉的夏姬之兄郑灵公，派刺客暗杀大臣反被杀掉的晋灵公，做事不靠谱派宦官去向战俘传达命令的齐灵公等等。现在蔡灵公遇到了楚灵王，当然不灵，活该他倒霉。

公元前531年，蔡灵公弑君之后十二年，此蔡灵公被楚灵王骗到某地，灌醉后活捉，然后杀掉。与此同时，楚灵王派兵包围了蔡国，蔡国太子率领国人英勇抗战，最后因力不能支而城破被俘，楚灵王竟把他杀了祭祀社神。

关于蔡国的灭亡和后来楚灵王的横死都曾被预言过，而且预言家还不止一位：晋国的政治家叔向，郑国的政治家子产。这两位预言家的意见也很一致：蔡灵公有罪，所以上天要借楚人之手灭了他。楚灵王多行不义，所以上天要用灭亡蔡国来加重他的罪孽。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周景王手下一位名叫苌弘的大夫也不甘寂寞地从星相学的角度作了解释。苌弘说，蔡灵公弑君那年，岁星在营室。至今十二年，岁星又在营室。所以蔡灵公必遭报应。苌弘又说，楚灵王弑君那年，岁星在大梁。两年后，岁星又会在大梁。距离楚灵王弑君，也是十二年。所以两年后，楚灵王必遭报应，蔡国则会起死回生。

事实证明，叔向、子产和苌弘的预测都没错。公元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一切都准时准点，分秒不差，就像事先有一张时间表。奇怪！这世界上，难道真有天意?看到这儿我才发现易老师也很“调皮”啊，成功的引出关于“鬼神”的章节。

鬼神

关于青春志最后一部分鬼神，我没有记录笔记，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