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是俺同队插友，男生，67届初中，来自男校。
杨有一头茂密的黑发，倔强地直立着，看上去很具个性。他中等个头，体魄强健，在四个男生中，受苦表现最为突出。老乡提起他总是说，那怂娃苦重哩！然而杨又最为腼腆，有时甚至像个大姑娘，与他在山里酣畅挥镢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刚到村里时，凡俺们知青在一起吃饭，大家面对面，或站或坐，杨却常常端着碗面向墙壁，即便回身夹一回菜，也会继续保持面壁姿式，众人笑，杨解释道，从小没当着生人吃过饭，不习惯也不好意思，各位不要笑话呦。后与各位渐渐熟了，才正常面众而食。
杨有时不拘小节，且言语过于直率，由此多多少少不太受人喜欢。有一次他跟女生借用手提包，几天后还回时，本来很干净的提包竟然里外沾满潮湿的泥土，像是才放过从土里刨出之物，提包主人自然有些不愿意，顺口叨唠了一句：也不知给人家刷洗一下！谁知杨没走远，听到了埋怨，竟返回，在窑门口理直气壮地说，嗬，还挺事，你自己刷刷吧啊。没有丝毫歉疚之意，那女生当时没言语，后估计杨走远，说了句：嗑瓜子嗑出个臭虫—什么仁（人）都有！
陕北禁止开垦荒地，尽人皆知，可各村队几乎没有不偷着垦荒的。那些深山中的荒地杂草丛生，羊粪遍布，很是肥沃。因此，产量比熟地高出不少。俺们二月初到达村里，三四月间，队长带领全体劳力在山圪崂里掏地，其中不少是荒地。老乡们都乐于掏荒地，他们能不时掏到些药材，像燕子草，甘草等，凡掏到者都很兴奋，会小心地顺根深刨，收工时几乎人人有收获。卖药材是陕北家庭一项不小的外块收入，俺曾特意调查过，一个娃娃一年所掏药材换取的收入，不但够自己买书本的，弄好了，还够扯一块洋布做一身衣服。在掏熟地时自然不会有这笔外财，因此掏荒地于队里于私人皆有利，当然于国家是大害。俺们垦的荒地有的仅十几平米大小，坡度也陡，很难保墒，但队长不嫌，带领众人顺着山势统统开垦出来。老乡们口中念叨着：陕北开荒，河南遭殃，镢头却毫不留情地上下飞舞。俺听着老乡们众口一词，便问明了此话的缘由，却未当回事，以为就那么一说，不知这是在偷垦，更不知垦荒是违反政策的事，每天跟着出工在山里转。
有一天出工，队长的脸色很是阴沉，当众甩出话来：有人去公社给咱告了，说咱掏荒地，不按政策行事，也不知喔哈怂吃不吃咱荒地打下的粮？话虽如此说，当天仍旧带领众人照常去垦荒。那些天，不只是队长，还有个别老乡，都对杨侧目而视，由此俺才得知，是杨去公社告了状。
直到如今俺仍坚信，杨绝非犹大式的人物，更不想获取什么政治资本，只是学生气十足，一心想的是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阻止小集体的错误行为。此后，老乡们似乎改变了对杨的极好印象，他们虽不明说什么，却常拿一些儿话来揶揄他，队长更是不依不饶，常当众不点名的讥讽杨，言辞的尖锐，让俺有时都替杨感到难堪，但杨从不回应，而他在山里的笑声却少了许多。
70年秋，陕北知青搞并点，俺们被重新分配到另一个比较富裕的塬上村，俺曾无意间闪过一个念头：这回杨可以摆脱老乡们的白眼了。果不其然，杨与新环境中的老乡们说笑多了很多。
俺71年底被招工去了延安，后得知72年招工又走了一大批，俺们小队只剩下了3名男生，其中就有杨。有时想到自己月月有工资挣，而他们几个还在靠工分吃饭，感觉很不公。
大概是75年的暮春，一个休息日，俺从延安街上返回宿舍，见厂大门外一边躺倒的废电线杆上坐着个人，定睛一看，竟是杨，吃惊的同时很是高兴，便上前问候：咦，这不是杨吗？你怎么会坐在这里？杨对意外相遇似乎并不吃惊，回答：到延安办事来了。俺即刻请他上宿舍去坐，迫不及待地询问了队里的情况。
杨喝了些水后，问俺，秋秋，你现在每月挣多少钱？感觉询问此类问题不像杨的风格，但俺还是照实答了。杨听后稍有些激动，很有底气地说，别以为你们挣工资的就多优越，我还真不稀罕！我感觉在队里挺好！俺无端地被冤枉，又不愿与他争执，嗫嚅着说，俺没有觉得优越呀！杨没接俺的话茬，定了定神，接着放缓了声调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就剩下我们3个知青后，队里派我去出了很长时间的民工。同去的还有咱大队的一个女子。见我干活肯下苦，能把冬天的棉袄都汗湿透了，后背常常背一个湿坨坨，就对我留下了好印象，回村后总在她大她娘面前说我好，当然这是后话，是那女子过后才说给我的，当时我并不知。出罢民工回村不久，我突然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说我父亲病危，要我马上回京。我请了假，急火火地往县城赶，谁想到那女子不知怎么得了信儿，竟在半路侯着我，见了我泪汪汪的，手中还拿着些陕北的土特产，让我给父母捎回去，我没经过这阵式，更不懂人家的意思，因为急着赶路，接了，就走了。
回京后我父亲真就去世了，办罢丧事俺回村，那女子又来问候。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大托别人给说媒，找到我，说他家女子对我有意，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家女子相好，我对那女子印象也不错，就点头同意了。我答应这事后，那女子家做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送来些，点点滴滴的关心，弥补了我丧父的悲痛，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
杨接着说：有的同学得知此事后劝我，现在正一拨拨的招工，你在这节骨眼上搞上个当地女子，太不识时务了。听说跟当地人接了婚的，招工可没戏，你趁早蹬了那女子，俗话说，无毒不丈夫，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听到此，俺忙问：那你打算今后怎样呢？杨平静地说：他们谁也没说动我，我始终没打算甩那女子，人家真心对我好，我不能忘恩负义，坑害人家，我打算以后跟她结婚。……
那天杨敞开心扉给俺讲述了他的故事，听得俺很受感动，后来留他吃饭竟未答应，说是还有事，就走了。此后俺调到河北，30多年再没见到他。
09年1月在北京朝阳区驼房营，延长县知青聚会上，俺意外见到了杨，逝去的岁月竟没有将他改变很多，尤其是那头茂密的黑发，虽说总体显得老了些，但依然很有精神。在饭桌上，杨兴奋地说：我看这桌上有好几个延长的女婿，来，咱们所有女婿干一杯！
酒过三旬，杨的话多了起来，接着说：说实在的，在座的北京女子可别不爱听啊，咱延长的女子就是能干，我前几年下岗，才挣几百元，那会儿全靠我婆姨养家，她的收入是我的几倍，陕北人能吃苦，还不叫苦，找陕北婆姨真是找对了！话一落地，几个延长女婿随声附和，其他几个没与陕北人联姻的，非但没有不爱听，也连声说，陕北人厚道，别处人没法比！
后来插友们分别以公社和村的名义举行了多次聚会，交谈中俺得知，杨曾是全公社最后一名调走的知青，他历尽千辛，几经周折才将全家调回北京。他干过很多行当，其中在建筑部门工作时，利用工作之便，还给一些住房困难的知青解决过房子问题。杨一向本分自律，但在为插友解决住房的问题上，却从未含糊后悔过。聚会中每每谈及此事，杨总是难抑自豪之情，看得出他把能为插友出力和帮忙，看成是份内的、值得欣慰的幸事。
现在杨正与当年那位陕北女子、恩爱的结发之妻共同度过美好的晚年，俺衷心为他祈福，祝愿他全家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