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诗在艺术上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运用多种意象来进行比兴、寄托，善于比兴，妙于寄托，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既能秉承《风》《骚》之旨，又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再就是他的语言清新秀丽，感情沉着冷静。明代胡震亨说张九龄《感遇》诗“含清拔翠，绮绘之中，富神俊于庄严之内”。

这十二首诗，在逻辑上并没有严格的次序，但都是谪居荆州以来一时触物兴怀聊寄篇咏，并不是像《秋兴八首》那样苦心经营、篇章意脉层次井然的作品。虽说如此，十二首诗尽管前后不相属，各篇在题旨上却又有紧密、内在的关联。贯穿着对出处穷达的思考，对人生命运的探问。在这条主线的笼罩下，十二首诗呈现出几种明显的主题倾向。这组诗看似反复凌乱却又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张九龄的罢相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也是他诗歌发生转变的重要节点。与之前以清谈闲远的笔调状写山水神韵判然有别，《感遇》十二首诗中包含了很多深沉复杂的人生感受，有忧时伤世，有郁愤不满，有怀君恋阙，有愤世嫉俗，有出尘之思。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如《感遇》其四，诗人就用“孤鸿”自喻，来表达自己不慕荣贵、淡泊名利和决心隐退的情怀。在这些诗中诗人充分运用比兴手法，词意平和温雅，不激不昂。在咏物的背后倾吐出诗人洁身自好的高尚品德。

张九龄《感遇》诗是侧重抒发诗人内心情感的诗作。诗中也不无例外的表现了诗人洁身自好、进德修业的高尚品德。张九龄在盛唐文坛上能夠起衰继绝，高标独立的重要原因就是振起被遗弃很久的比兴传统，一扫齐梁绵延至初唐的颓靡浮艳之风。

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诗并非一时之作，主旨也各不相同，各自为篇，其中没有必然的互相联系，创作时间也不相同，它所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广泛，都是诗人就自己遇到的现实问题，表示自己的见解和感想，这些诗应当是诗人在不断探索中有所体会遂加以纪录，积累而成的系列作品，所以题为《感遇》

这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是陈子昂有感于平生所遇之事而作，涵盖面极广，大都紧扣时事，针对性极强，富有现实意义，或有感而发，或托物寓意，都真地实践了陈子昂的文学政治主张。是陈子昂所写的以感慨身世及时政为主旨的组诗。

从形式上这三十八首诗继承了阮籍咏怀诗的余脉，托物感怀，寄意深远。和初唐诗坛上那些绮丽婉媚、吟风弄月之作相比，它显得格外充实而清新，就象芬芳的兰若，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抨击了武周王朝的腐败统治，同情广大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抒发自己身逢乱世、忧谗畏讥的恐惧不安，和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愤懑忧伤。

陈子昂在革除六朝余风，确立盛唐之音的过程中，起着比四杰更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很有政治才干，但因“言多切直，触怒权贵”，屡受排挤打压，报国无门，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6年），四十一岁的陈子昂辞官回乡。武三思密令射洪县令段简诬陷他入狱，几经周折最后死于狱中。这正像幽独静美的兰若，在风刀霜剑的摧残下枯萎凋谢了。

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有重大功绩的诗人，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

陈子昂与张九龄的诗比较起来，一个悲慨、一个古雅，品格有别，陈子昂之感遇组诗质直刚健、风骨凛然，显然属于“有质胄而作志气者”(《评诗格》)，而张九龄之感遇组诗则清澹雅致、词清而切，两种不同的诗歌格调，正彰显着两类人格的艺术投映。

张九龄《感遇》诗则内容主旨较为单一，以感慨人生穷达、追求高洁之志为主。张九龄辗转于“遇”与“不遇”之间，其思想也从青年的“功成而身退”转向晚年的贵身知命。其主题倾向有对个人高洁情怀的自白；有对君臣失遇的感伤、怀君恋阙的不舍，隐含着对清明美政的求索。

陈子昂的诗昂扬激切，他主张“风骨兴寄”。在诗歌创作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即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与当时流行的馆阁体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初唐诗风的根本转变是由陈子昂完成的。他像一位豪情壮志的战士《感遇》其三十五是诗人慷慨淋漓的自我剖白，真实再现了诗人才高志远，然而壮志难酬的人生经历，忧国忧民、悲愤难捱之情跃然纸上。他用革新的诗歌思想与艺术的诗歌语言，影响其后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