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不要和某一学科建立太深认同，早早框定了范围。应该既可以在一个学科深入，也要进入其他学科。学科不过是路径。什么都接触一下，找可能以之为事业、或在工作生活中使用的知识和学科。
硕士阶段检验是否适合学术道路，用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折腾个自己喜欢的题目，看能不能折腾出点意思、在操作中喜欢和契合该学科，做到兴趣、能力、愿望合一。读完硕士，对学科保有热情才读博士。
硕士遭遇的最大问题是读完书，对学科的热情也磨光了。在我们学院，这很常见。从人类学本科读到博士，对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没有专业理解，人类学不过是个空壳。本科毕业，硕士读一个差异较大的学科，把人类学框架放到具体实践的专业中，如会计、金融、媒体、计算机……给框架添加血肉。万一还有兴趣，再回来读人类学。其他专业本科生读人类学硕士，给专业技能一个宏观视野。
目前的情况是，研究生多带着对人类学的想象、热情进入，一年半后咬牙切齿——只要拿到学位就好，赶紧离开。这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学科设置的原因，但根本上，研究根本不需要成为大多数人的志业。走学术道路，关键是保持热情和初心。做不到，读博士会死。当然，在中国读博三年唰地就过去了。
我不推荐读人类学博士，希望Ta自己撞进来。非要读，满足两个条件：一，不愁工作、有退路。二，就是一根筋，跟某人一样，闯进来，天真地认为能做到最好、找到一个工作，遇什么事情都不退缩……这过程很辛苦，同龄人什么都搞定了，自己还……七零八落 _(:зゝ∠)_不过，你乐意就好。
最关键的，这世界真没有那么多位置留给人类学博士。中国没几处需要人类学，社会也不认识人类学，毕业可能就是失业。读博士，必须有为人类学开一条生存之路的勇气。学术大佬想把人类学变成一级学科，让社会有一定部门接收毕业生。这是符合国情的螺丝钉思维。年轻学者应当努力让人类学结合市场、社会。
在欧美读博，一般是五到八年，美国平均八年。八年会发生很多事情，有生意头脑的赚好几桶金了。三年内修4门必修课，16门专选课，还要助教，让自己被别人理解。第四年申请经费，和全国所有人类学、社会学生竞争，说服别人支持你。第五年做田野，之后起码要两年写论文。再折腾一下，八年就过去了。万一出点小差错，又会延长。
芝加哥明确宣布人类学博士八年不许毕业，密西根的教授会说“你才八年，急什么”，哥伦比亚大学也差不多，我读博的UIUC分两派，有必须让学生八年内毕业、不然找不到工作的，也有坚持必须读完八年。
八年很正常。博士田野回来最重要的不是写论文，而是学会跟人交流。做完一个研究，要在公共场合面对不同听众，几分钟内讲出来，让人愿意和你交流。找工作时，比如我只研究了中国西南一个小社区的毒品流动，对方招当代中国的研究者，怎样将我的研究以不同于博士论文的方式表述出来，让人觉得就是你了；或者对方招兼容文理的教师，你如何立足自己研究来结合...将已完成的研究和世界需求关联起来，比写论文艰难。
读完博士，你应该可以教学、研究、申请经费、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想法、根据需求重组自己的研究...能独当一面，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活下来”。
如何检验是否适合这条路？很简单，做完研究后，将成果写成一页纸，给至少三个人（人类学的，理科的，非大学体系的）讲，看能否说清楚，让大家感兴趣、觉得有意义。做不到，走人。
任何一个学科都这样，做不了赶紧走人，这是研究的门槛。研究的根本是促进知识增长，你得让人看到增长。当然，这需要练习，没人能教你，只能自己领悟。
更简单地，选择之前，想想你的老师、或已作古的大神们、甚至想象未来从业者中，是否有你真心钦佩的人。还犹豫，请异能者问问大神们在异界过得怎样，或看看今日的rising star们未来如何。
博士不要乱选题！需考虑research program 和 research project两个因素。program是开一条道路，毕业多年还继续走，是你在这学科中最想要做成的事，并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来实现。在中国读博，多数选题跟你无关。没有地方独立申请经费，只能做导师的项目，甚至导师招生时已有了布局，每个博士填补一个空白。国外文科博士选题还有点自主，只要说服导师：要做什么，怎么做，能做成什么样，预期带来什么……然后独立去申请经费，完成研究。
选题需要抉择：选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题目，还是你发自内心的某个想法？社会认同的题目代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主宰力量，研究本身就在强化社会的固有分化。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不愿意与社会共谋，如何对待自己和题目之间的利益关联？这是从布迪厄开始的原则，不再以自然科学为模板，因为社会有不同的本质：知识、行为会影响未来的社会事实，强化已有社会结构，也会创造新的理念改变未来社会结构，研究也在参与创造未来的社会变化。接受布迪厄是一条不归路；不接受，就得跟社会现有结构妥协，让自己心安理得。政府工作报告被拆成几万个项目，大标题作重大项目，小标题作一般项目，这些意味着资助，也意味着研究过程和结果必须符合既定期待。
是否接纳布迪厄，是二十一世纪人和社会的研究的分界点：“在既定社会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最有可能分配到物质资助和符号赞同，受到科学官僚机构主管人、科研基金会、私营公司、政府机构等科学权威当局的赏识。出于自身考虑研究这些问题，使之成为社会科学问题，只会强化这种社会格局。实际上，这些问题不过体现了社会政治的时代精神。”（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