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的那场雨，把整个江南洗得发白。
我是被一阵咳嗽吵醒的，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腥甜的。病床的窗帘没拉严实，一道光斜斜地切进来，切在我的手背上。我的手背青紫一片，针眼密密麻麻，像春天里还没绽开就枯萎的花苞。
二十岁，我死在了这个春天。
其实死亡是有预兆的。去年冬天，我咳出了第一口血，在图书馆的洗手间里，白色的瓷盆上开出一朵触目惊心的花。我用纸巾擦了又擦，把染红的纸团塞进口袋，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继续复习期末考试。那时候我以为，年轻的身体什么都能扛过去。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母亲打电话来，说家乡的腊梅开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我说考完试就回，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电话那头，她絮絮叨叨地说着给我织了件新毛衣，是暖橘色的，说春天穿正好。
可是我没能等到春天回家。
病情是在大年初三彻底爆发的。我在老家的床上咳了一整夜，床单上全是血。母亲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圆，白瓷碗“啪”地碎在地上，糯米馅滚了一地，黏糊糊的，像凝固的时间。
医院的走廊很长，长得像走不完的冬天。我被推进抢救室的时候，透过玻璃门看见母亲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父亲站在她身边，一只手搭着她的肩，两只手都在发抖。那是二十年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发抖。
化疗的日子像一场醒不来的噩梦。我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掉，枕头上、衣服上、洗脸池里，到处都是。母亲买了一顶红色的毛线帽给我，说喜庆，戴上好看。我对着镜子戴上那顶帽子，看见镜子里的人脸瘦得脱了相，只有一双眼睛还亮着，像两盏快要燃尽的灯。
同病房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叫朵朵。她总是问我：“哥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呀？”我说快了。她说她也好想快点好，想去幼儿园，想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她的光头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像春天里刚冒出来的小蘑菇。
有一天朵朵被推出病房，再也没有回来。她的床铺很快就空了，护士换上了干净的床单，白得刺眼。
那天晚上，母亲给我削苹果，手一抖，削破了手指。血珠渗出来，她没吭声，只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继续削。苹果皮断了三次，每一截都落在她膝盖上。我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尝不出任何味道。
春天来的时候，桃花开了。我从病房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一片粉白色的云。我跟母亲说，我想去看桃花。她说好，等你再好一点就去。
可是我再也没能好一点。
最后那几天，我已经不太能说话了。呼吸变成了一件很费力的事，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跟什么东西争夺空气。母亲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暖得我想哭，可我已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听见她在跟医生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我在心里喊了无数遍“妈”，但嘴唇动不了，声音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声微弱的叹息。
我死在了二十岁那年的春天，窗外的桃花正开得汹涌。我还没来得及穿那件暖橘色的新毛衣，还没来得及去山坡上看一场桃花，还没来得及告诉母亲，其实我知道，她在我睡着的时候哭了多少次。
后来的事，是我站在另一个地方看见的。
母亲没有把新毛衣烧给我。她把它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衣柜最深处。每年春天桃花开的时候，她会拿出来看一看，然后重新叠好放回去。
那件毛衣她织了一个冬天，针针线线，都是春天。
而我，永远停在了奔向春天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