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十）
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中,在对作为不坚定的、也就是“审美的”存在的变化的基本情绪———无聊的分析中继续追踪这个问题。但是,无聊也已经是浪漫主义讽刺者情绪上的“连续性”。这样,沉重、恐惧和绝望的虚无最初就表现为浪漫主义讽刺的无聊的虚无。这种根本上的无聊并不是对这样或那样东西感到无聊,而是一种根本无对象的自我无聊,对一切和每一样东西,因为根本就很无聊。它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一种自身的空虚,这种空虚虽然可以通过工作和消遣被充实和驱散,但却无法被消除。但正是这种无聊的空虚是可能的“存在的开始”。因此,它有一种真正“原则上的”意义,因为它在虚无面前最先把人带向了自身。“在开始是无聊”,克尔凯郭尔开始了他关于无聊的讽刺的、绝望的神话,在神话的结尾是巴比伦塔的历史。无聊是“构成生存色彩的虚无的主观相应物”。它揭示了存在自身的无根据性和无意义性,并且就像讽刺那样,将存在置于决定之前:信仰或绝望。因此,克尔凯郭尔对治愈这种无聊就像对讽刺那样,建议它不要从自身退出来,而是要“猛烈地上升”。它必须在自身当中被驱赶出来,以达到一种真正的存在。尽管如此,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自我存在。它在本质上也是有社会色彩的,也就是说是反社会的。它为了保存自身而要求不加入一切同时代人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友谊和职业。存在刚开始,就必须否定这些关系。克尔凯郭尔关于无聊的“轮作”的论文合乎逻辑地得出了一种“社会智慧学”。它用这种社会隔离所冒的危险就是绝望的行动。
于是,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II中,在有时也作为感到广泛无聊的例子出现的国王尼罗身上说明了忧郁的现象。忧郁是克尔凯郭尔本人所特有的基本情绪,尤其像特别是他的日记所证明的那样。存在本身很沉重并且成为负担,这意味着无聊的一种强烈的变形,这种无聊本身已经是讽刺的隐蔽的基本情绪了。像讽刺和无聊那样,克尔凯郭尔也把忧郁解释为一种“静静的绝望”,解释为一种本身还不明显的绝望,因为没有被渗透“致死的疾病”。它是克尔凯郭尔自身“存在”的真正的中心现象,同时,正如无聊一样,克尔凯郭尔也把忧郁视为“时代”的虽然隐蔽、但却普遍的疾病。一切存在的范畴都从它产生出来:它把人个人化和内在化为一种可能的“存在,”它把人封闭起来,这样就强迫人成为可打开自身的,在这种封闭的个人化中,它把人带到可怕、恐惧和绝望的虚无面前。但是“停滞”、“重复”和“决定”也是从它产生出来的。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他的这种忧郁是向宗教的“精神存在”上升的跳板,是他称之为他的“宗教运动”的出发点。但是,忧郁被这样渗透和理解后,它就不再是一种生活的直接情绪,不是一种单纯的“生活情感”,而是一种“精神的歇斯底里”,因为恰恰只有基督教所理解的“精神”才真正使人变成“活生生”的。如果“理解”正确的话,它表达了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是一种“存在”。这样,忧郁本身就还是一种不坚定的“精神突破”的尝试,但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而是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的存在向实现突破,但却由于一种因为没有打破生活的直接性而无法突破的状态而产生忧郁中的恐惧。“忧郁的秘密是恐惧”,而恐惧的秘密是罪恶,是绝望的罪恶的恐惧。最后,克尔凯郭尔在《恐惧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中完成了坚定的基督教对讽刺、无聊和忧郁的解释,对他来说,它们的基督教的“意义”终于明了了。但是,一种围绕着现象的原始不确定性却是在这种解释的坚定性之前。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他的忧郁究竟是否有像“意义”之类的东西以及它大概意味着什么,这在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不确定的。克尔凯郭尔并没有把它明确一种精神存在的现象来直接经历,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从根本上来说含糊的现象,“在这里,心理的和肉体的东西辩证地相互接触”,它本身除了“不幸的痛苦”不可能是别的,因而它是毫无意义的。
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一个不幸的个体,从最早期开始就被牢牢地钉在种种直至与疯狂相临界的痛苦之上,这种痛苦更深刻原因必定在于我的灵魂和我的肉体不和谐;因为(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的肉体与我的精神毫无关系,而我的精神则相反,它也许通过这种灵魂与肉体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种张力,不管这是多么少见。尽管我绝对反感同别人讲我最内心的东西……,我曾认为,不越过像同另外一个人商量这样一步,是人的义务;只是这不要成为一种幼稚的信任,而要是一种严肃的和正式的诉说。因此,我同我的医生谈了,问他是否认为,我身体中的那种肉体和心理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可以消除,以使我能够实现普遍的东西。他很怀疑这一点;我问他,他是否认为精神有能力通过意志改变或改组这样一种根本的不和谐关系;他很怀疑这一点;他甚至不想劝我启动我的整个意志力,他对我的意志力有一种想象,认为我会炸毁这一切。从这一刻起,我作了选择。我将那种可悲的不和谐状态连同它的痛苦(它们无疑会使绝大多数重新有足够精神来理解全部不幸的人成为自杀者)看成我的肉中刺、我的界限、我的十字架……。在脚上这根刺的帮助下,我比任何一个有着一双健康的脚的人跳得都高。”
正因为他的痛苦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选择”就会是无意义的和含糊的(就像克尔凯郭尔的问题那样含糊: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他是应当先“喝药”还是应当先“信仰”呢),所以克尔凯郭尔从具有决定性的一刻起就决心,把他的忧郁的两个终点“固定在一个终点上”,并以这种方式固定自己在生活中的“存在”。克尔凯郭尔以这种方式才真正给自己的忧郁充实了意义,使它成为富有意义的,并将它提高为意义:使它成为它所是的精神存在的和宗教的。这样,忧郁就从一种继承的和现存的基本情绪成为一种作为精神存在的人的基本规定。它被规定为某种并非它本身固有的直截了当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被规定为与它被理解为“肉体的”和“灵魂的”东西有明确区别的和相反的东西,但是也与它“被理解为纯粹人性的”东西相反。由于它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是一种基本的情绪,所以这种忧郁的存在性规定同时包含了一种一般人的基本规定,也就是同样成为并非人直截了当按照人的本性所“是”的东西,但却成为人本身能够“成为”的或所是的,也就是成为一种由自己决定的“存在”。这种含糊的有区别的忧郁决定要有一种明确的精神存在的意义,其普遍的先决条件是整个人按照“精神”和“生活”、按照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和精神的“存在”的先一步的和根本上的自我区别。这种区别的存在决定性的意义和意图是:坚决消除由区别所产生的问题。随着这种对问题的坚决消除,克尔凯郭尔通过单纯的“存在”而遏制了人的自我规定的可疑性。这样,就以一种坚定的方式回答和了结了一个开始还悬而未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