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政命令作为手段，来引导，治理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以刑法来处理问题。是当时法家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不用谈礼，不用谈义，谈的是规矩，只要符合规矩，法度就行了。老百姓可能因为畏惧责罚而不去犯罪。
当使用严苛的刑罚来治理国家时，老百姓自然会为了逃避罪责尽量不犯法，但心中无“耻”，也就是内心并不觉得很多不好的行为是有问题的，没有羞耻心。
人们不能仅用法律，规则判定一个人的行为到底合理不合理，有的事情，要看在心上是否过得去，是否符合道义。
胡适先生认为，在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矩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处于乱世，价值观会更加遵从原始的生存本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多吃多占，来满足膨胀的私欲，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道德是弱约束，是倡导人们要去做的事，法律才是强约束，强调的是人必须去做的事。
在人们生活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要求人们按照道德去做事，这是空谈，是不现实的。
慎终而追远，民德归厚，有耻且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