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村下洼小学的发展史
1、
1939年初，吕介甫在旧县建立了日伪政权，担任伪区长。同时期，汤策安（1904-1998）在女山湖镇（旧县）从事革命活动，被当时伪区长吕介甫追杀，连夜跑到桑大郢找到桑国权（汤策安和桑家是亲戚关系）。后在桑大郢的桑和梅家和瓦庄等地短暂教书，因为没有靠山，无法在当地长久立足。恰巧，我曾祖父在桑和梅家时听说此事，也知道汤策安的才华，就想让汤策安到我们下洼教书，专门教他两个大孙子：我父亲和大伯（都是1939年生）。于是，1939年底，汤策安被曾祖父安排到我们家正式教书。
曾祖父原本的打算是让汤策安过来专门教我父亲和大伯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家的私教。但是，汤策安对曾祖父说，一个也是教，两个也是教，人多也是教。1939年底，汤策安创立的下洼小学建立，并就此开始敞开了对外招收学生。当时有些学生是从旧县镇跟过来的，大部分是下洼村周边的学生慕名而来。周边村庄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说后，都把孩子送来上学，一下收了一二十个学生，有的还是结过婚的男子汉，当然绝大部分都是男孩在上学。那个年代，周边学校很少，这一大片面积上，只有青竹郢小学，别的没有什么学校。曾祖父为此腾出来三间房屋作为教室，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当时在我们家上学的人越来越多，有下洼的、包咀的、豆庄的、王厂的、瓦庄的、牛郢的，等等，就连牛洼的舅爹也在这上学，学校辉煌的时候达到一期60余人的规模的。后来的许多村级乡级官员都是从下洼小学走出去的，比如公社书记王祥、牛泽平，大队会计唐明礼等。
那时候的学费主要都是粮食，好像是每学期四斗粮食。而且，下洼小学只开设1-4年级，5-6年级就到青竹郢上学了。汤策安教书的时候，教室都从我们家大门进去的，几年后，祖父把教室单独开了一个门。汤策安那时候教书，一年就八本书，每本书都由自己去买的，练完就去买。教书所用的课本大都是从古今精本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有鲁迅、邹韬奋、巴金、郭沫若、叶圣陶、冰心、朱自清、闻一多、矛盾等人的散文和小说并从《古文观止》中选择好一些精华文章。
那时候学校还设立有学生委员会，由包咀老民政和下洼老队长负责，凡没交学费的，或者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的，都由委员会来催交和处理。父亲在校读书的时候，祖父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做，读书就一心好好读书。而且，人家学费都是一季一季交，祖父替父亲交学费是春季就把全年的学费交齐了。反正要交，早教迟交也是交。
四十年代初，我的父亲桑和敏、我大伯桑和会，还有桑和金、唐道新等等都在下洼小学上学。在下洼读书的时候，我父亲、我大伯、唐道新是三年级，桑和金是二年级。在青竹郢小学，我父亲和大伯六年级的时候留了一级，第一年没考上，大伯因为是独生子，堂祖父就想让他继续练，再练一年。我祖父呢，小孩多负担重，但是因为我父亲就爱学习，成天拿个破秃钢笔头写字。于是，他们两个又练了一年，留级的时候就和桑和金一个班。后来父亲考取了潘村农中（脱产，公办的正规学校。我父亲又从潘村农中考取了大学和军校，但都因为富农的成分问题，没有被录取）。大伯桑和会和桑和金没有考取，他们上了旧县农中。桑和旭也是到旧县农中练的。旧县农中和津里农中都是随便上的，不是正规学校，也不上什么课，整天就是劳动干活。旧县农中上课少，上课学生还没有书，只有老师有两本书。
汤策安在下洼教书的十余年中，有几个子女都是在下洼出生或长大的，解放后又一个个离开了下洼，走向全省各地参加工作。1940年元旦，初到下洼教书时，汤策安想起了背井离乡的生活，作诗一首，“国乱家倾莫断肠，脱开地狱到天堂。我今睁起朦胧眼，奔向东方红太阳”；中秋节期间又对月有感，赋诗一首“去岁今宵月色妍，今宵明月更婵娟。嫦娥那管兴亡事，每到今宵一样圆”。每天看着放牛娃赶着牛，悠哉悠哉，汤老又是感慨一番“牧童信口唱悠悠，半入湖风半入愁。竖子哪知国耻恨，寇来不抗祸临头”。汤老身在下洼，心系国家，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敢冒风险，以教馆为掩护，为新四军五大队、嘉山县民主抗日政府收集、传递情报，和我曾祖父桑盛海一起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开展各项工作，营救和护送地下工作的同志。
汤策安在教学期间，还经常看一些中医书籍，他的悟性非常高，很快就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赤脚中医，经常为人看病。苏巷区委书记赵从华患有肝病，很严重，后被汤策安治好。我母亲七十年代也是患有肝炎，汤老几幅中药就治好了。还记得，八十年代，我上初中时，有半年时间都不怎么吃饭，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我父亲带我找到了汤老（当时汤老已经从嘉山县中医院退休），汤老号脉说是慢性胃炎，开了几幅中药。我只吃了一顿，立马胃口就大开，神奇的很，巩固吃了几顿后，慢性胃炎就被彻底治好了。
言归正传，汤策安的事业在我们家是如鱼得水。有一点可以说明：汤策安初来我们家教书时候是扁担挑着挑来的，可以说除了书，是一贫如洗；1951年汤策安离开下洼的时候，所有的家当多得装了两大船，坐船从水路回旧县的。
2、
解放后，汤策安在下洼教书，期间好像他的儿子汤显章也接着教过书，但教的时间很短，可有一两年左右，后来调到外地去上班。五十年代初，我的祖父桑兴家接过重任，担任下洼小学的民办教师。
实际上，刚解放的时候我祖父准备逃往台湾，但胡坦和汤策安带信已经逃到南京的祖父，分析其中利害关系，让他回来，并担保曾祖父和祖父的人身安全。我祖父思量再三，最终还是回来，跟家人们一起面对新的政府、新的局面。我祖父回来后任联队财粮会计，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阶级斗争和运动啥的。不久，已经羽翼丰满的唐明礼长大了，通过活动，以四类分子为由，把祖父的财粮会计拿掉了，自己当上了财粮会计。或许这时候还有点良心，毕竟唐明礼是我们家供书上学的，唐明礼和王祥出面让我的祖父当上了下洼学校的民办教师。新的时代、新的社会，风水轮流转，祖父收起了年轻时候的风流倜傥和纵横江湖的公子哥、保代表的锋芒，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当起了民办教师的角色。祖父应该是1951-1957年接替汤策安教书的，唐明阳说他自己是1946年生，1954年-1957还跟我祖父练过书。
我的祖父聪明过人，教书更加负责，二年级就开始教写毛笔字。祖父每个星期都会布置一篇作文，星期六下午就得交上来，星期日批改，星期一就发下去。那时候下洼小学的作文都用毛笔字写（那时钢笔刚开始用，但用圆珠笔和沾水笔、铅笔多），所以我们下洼小学1-4年级出去的学生，毛笔字写的非常好，而且教学水平也很高。下洼学校输送到青竹郢的五六年级学生素质非常好，据桑和金、唐明阳说，真正到青竹郢学校反而学不到什么东西，整天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当时的青竹郢学校校长好像是罗（卢）全修（可能是王祥任命的），没干多长时间又被运动逮起来了，他父亲是保长罗（卢）午生。下洼学校出来的学生，比青竹郢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强，特别是毛笔字方面，青竹郢学生许多连毛笔还不会拿呢。这说明祖父教学认真负责。
那时候下洼家前屋后树木很多，我们家南头学校教室后面都是狗橘子树，三四排，里面的杂树也很粗。狗橘子树里面还有很多鸡生的蛋。小学生们一下课，都是在树底下乘凉，有的用泥块冲“烟猴子”吃。
3、
我的祖父教了几年的书，国家开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祖父很快在运动中，因为富农和四类分子的帽子，连民办教师也当不成了。祖父不当老师了，下洼小学也就此停办了，因为没人能撑得起这个学校。国家很快又陷入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读书就别提了。
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有了好转，公社书记王祥想到了把下洼小学重新办起来。正好当时我父亲刚刚从潘村农中毕业，考取大学和军校都因为成分问题没有被录取，呆在家里。王祥看中了父亲的才能，力举父亲当了下洼小学的民办教师。最先是在包立生家厢屋里教书的，厢屋本来是队里做仓库的，腾出来做教室。1964年母亲来到下洼，学校又搬到了我们家南头的两间厢屋教书，把炮楼作为父亲批改作业的办公室使用。母亲开始来的时候，父母亲是居住在大伯家腾出来的一间屋子。后来大伯家要用屋，父母亲又在两间厢屋教室旁盖了一间厢屋自己居住，然后在炮楼里面做饭。
我父亲教书，也非常地认真负责。我父亲写得一手的好字，下洼的任何标语、宣传口号、文书基本上都是我父亲写的。整个下洼、包咀、豆庄、王厂，许多人家的对联也是我父亲写的，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到我们家排队写对联。那时候下洼小学也是只有1-4年级，而且每个星期六民办小学老师都要到青竹郢去开会学习，我父亲性格内向，一个人去开会有点不好意思，经常约桑和金一起去开会，回来时一起打球。当时民办学校很多，下洼一个、十里墩一个、岳郢场边一个（牛宗为教的）。
我父亲六十年代在下洼小学教书，时间大概是1962年-1967年左右，教了六七年，可以说延续了下洼小学最后的辉煌。六十年代，小学开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珠算、自然。我的祖父教书的时候是在南厢，炮楼是办公室；我的父亲教书的时候开始是在包立生家队里仓库，后来搬到南头我们家的东厢房。以前小学有一到六年级，文革时候改成一到五年级。据我的叔爷桑和军说，他从小就是跟我父亲后面上学的，上了一年的学。不久，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王祥书记也受到了影响，又由于唐明礼和刘邵山的作梗和推动，作为富农子女，我父亲民办教师的职位也被免了。
父亲的民办教师被免职以后，下洼学校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学生开始陆续解散了。牛宗为接着来教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人少，收入不够生活的，又跑了。然后黄其如又来教，下洼学校这时候已经搬到王厂了，黄其如在王厂教了很短时间，也教不下去了，可能也是教的不行。1970年，学校又搬到姜郢了，并入了由藕塘、光明、五户三个村共同成立的光明小学，牛宗伯任校长。自此，历时三十年之久的下洼小学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
桑春庆
2024年11月18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