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织毛衣时，我总爱趴在旁边看。她手指翻飞，毛线在竹针上绕出弧，可织出的针脚总不匀——有时松得能塞进指尖，有时又紧得勒得竹针发白。我指着最歪的那几行笑："妈，你这手艺还不如机器呢。"她头也不抬："机器织得匀，可它知道哪块该松点？你脖子后面爱出汗，松些才透气；手腕细，紧点才不掉。"
后来穿那件毛衣，果然脖子后总比别处清爽些。摸着手腕处紧实的针脚，忽然发现那些不匀的地方，原是母亲跟着我身体的弧度，悄悄调的松紧。
前几日逛老街，见个老手艺人捏陶泥哨子。他手指粗糙，捏出的哨子口沿总歪歪的，上釉时也不匀，有的地方厚得像凝脂，有的地方薄得能看见陶胎的土色。我挑了个釉色最"乱"的，他笑："年轻人都爱匀的，说好看。可釉这东西，烧的时候会流——厚的地方流得慢，能凝出纹路；薄的地方流得快，才透得出陶土的暖。真匀了，倒成了死色。"
吹那哨子时，声音竟比规规矩矩的瓷哨子软些。对着光看，厚釉处泛着琥珀色的晕，薄釉处露着浅褐的陶纹，像把阳光揉碎了嵌在上面。
想起外婆蒸馒头，褶子总捏不齐。有的捏成歪歪的五角星，有的只随便拧两道，连大小都差着圈。她却说："发面时酵母醒得不一样，有的胀得快，有的慢，哪能捏得匀？再说，匀了多没意思——你总爱挑那最歪的吃，说看着热闹。"果然，我从小就爱扒开那些褶子扭扭的馒头，里面的气孔也长得七零八落，却比圆整的更暄软。
我们好像总在求"匀"。写字要横平竖直如尺子量过，做事要按部就班如钟表走针，连人生都盼着"匀"——收入要匀速涨，日子要匀速顺，若哪段路走得急了，哪阵子过得难了，就觉得是"偏了"，是"乱了"。
可母亲织毛衣时，从没想过让针脚匀。她只跟着我的脖子、我的手腕调松紧，那些不匀的弧度里，藏着她摸过我汗湿领口的温度。老手艺人也没想过让釉色匀，他知道釉要流，陶要透气，那些厚薄不一的色块里，是他跟泥土和火焰磨出的默契。
有次整理旧物，翻出小学时的练字本。描红的"人"字歪歪扭扭，有的撇太尖，有的捺太肥，老师在旁边批"不匀，重写"。如今看着那页纸，倒觉得比后来写得工整的字有意思——那时握笔的手还在抖，笔尖在纸上顿一下，歪一下，都是没藏住的认真。后来字写匀了，可那点颤巍巍的拙劲，再也找不回来了。
人生原也是件不匀的毛衣。有时走得快，像紧的针脚，风都追着跑；有时走得慢，像松的针脚，能听见草长的声。有时顺得像厚釉凝出的暖，有时难的像薄釉下的陶胎，硌得慌，却透着实在。
母亲后来又织了件毛衣，针脚更不匀了——她眼睛花了，手指也不如从前灵。可我穿着它坐在阳台晒太阳时，总觉得脖子后面那片松松的针脚，比任何时候都暖。风从针脚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毛线的软，也带着她调了一辈子的松紧。
原来最好的日子，从不是匀匀的一条线。是松时能透气，紧时能贴肤；是厚处有暖，薄处有光；是歪歪的褶子里藏着暄软，是抖着的笔尖上落着认真。不匀，才是日子最匀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