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儿女而言，这是个很困难的话题。但又不得不面对。薛舒也一样。

父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后，正如医生所言，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减慢病程的进展。

母亲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自己又有工作和家庭，陪伴在侧很难，于是她和母亲想到了养老院。

他们带着父亲去了上海的一家标杆养老院，环境和护理能力都不错，离家又近，母亲可以每天过来看。薛舒和母亲都很满意。

母亲侧脸问：老薛，你以后就住这里，好不好？父亲抬头看向母亲没说话。薛舒就又重复一遍：爸爸，以后住到这里来，要不要？

父亲竟然笑了，而且保持了10秒钟。这可是他从得病以来从没有的，以往的任何表情都是转瞬即逝的。更让母女难过的是，这笑容里竟充满了讨好、卑微、祈求和不安。

母亲当时红了眼圈，拉起父亲的手，逃也似的走出，嘴里念叨着：好好，我们不住这里，我们回家！听了这话，父亲竟像孩子一样喊起来：回家喽！回家喽！

就这样，这个话题不再被提起。

然而，过了一年，父亲无法走动了，无法自己吃饭、上厕所。他变成了出生几个月的婴儿，连翻身也不会了。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140斤的身躯，别说年迈的母亲，就连薛舒也难摆弄。于是家里经常充满屎尿的气息，而父亲的身体也开始有了溃烂的征兆。此时，不送养老院已经不可能了，不论是否接受、是否愿意。

因为母亲提出条件，一定要在父亲自己收入范围内找养老的地方，绝不给儿女增加负担，最终他们找到了一家镇的卫生院。卫生院不大，却人满为患，基本都是失能的老人。他们是托了关系才排上队。

从此，父亲成为一个代号——“七号床”。

那里的护工，每人负责五六个病人，即使病人还有吞咽能力，护工们也没时间一口饭一口菜地喂，全都打成糊状喂进去。

不过，父亲是幸福的。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带上自己做的父亲爱吃的东西。她说，一定要让父亲每天吃到一顿不是浆糊的饭。薛舒也会经常去，和妈妈一起给父亲擦洗，用勺子给爸爸刮果泥吃。

但是更多的病人没有这种福分。

同病房的肖老头有三个儿子，可是很少来，一来就是三人一起来。来了也不是照顾老头，更没有嘘寒问暖，而是要一起见证护士给的账单，三人一起在上面签字。签完字，任务就完成，一起溜之大吉。

肖老头要买点心、买八宝粥或是领退休金，都是麻烦邻床当公务员的儿子。儿子来的那天，他什么都没说，等到儿子走了，就又麻烦邻床儿子去给自己买点心。问他原因，口齿不清的他会说：叫他们买？我的钞票就有去无回了。

这样的肖老头，特别依赖护工小彭。过年，小彭休了几天假回老家，肖老头被别的护工代管，他竟然不肯吃别人喂的饭，搞得代班护工每天为了给他喂饭总是斗智斗勇。他还总央求薛舒的母亲去给小彭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小彭没回，他还会悲伤地呜呜哭。

１０天后，小彭终于回来了。肖老头一见喜笑颜开，开口说：八宝粥。把代班护工气得半死。小彭听了代班护工的抱怨，一面虎着脸质问肖老头为啥不好好吃饭，一面把晚饭一口饭一口菜地喂给肖老头。这天晚上，肖老头终于没有吃到打成浆糊的饭。

无疑，小彭的心里一定被肖老头对自己的依赖感动到了。

是呀，不论伺候这些老人有多么辛苦、艰难，但日积月累，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彼此之间还是升起不同寻常的感情。

虽然他们也会训斥不听话的老奶奶，对不吭声就屙了尿了的那皱巴巴的屁股打上两巴掌，

可是，即使是亲生儿女，谁能保证面对这些情形不会发脾气、不会暴躁？！

读着这本书，我看到生命的尽头躺着的，那一具具已经失去人的功能的人，如今或退化成动物，或直接变成植物，看到为了防止抓破尿袋、纸尿裤，捆绑在床栏杆上的双手，我是难以平静的。

失智、失能、失语的他们，如今的存在有怎样的价值？如果让他们清醒地看到这一切，他是否愿意让自己成为一具僵尸任人摆布？！

这是我的思索，亦如薛舒的思索一样。

薛舒曾读过美国作家桑德拉·骆的一篇文章，名叫《我为什么希望父亲死去》。在这篇文章中，桑德拉一样，对自己父亲在残存生命中的存在充满无尽的哀伤与无助。

他的父亲只能靠轮椅生活，但不愿住养老院，不愿穿纸尿裤，然后乐此不疲地在床上拉屎撒尿，还对护工百般挑剔……这样的日子，让桑德拉心力憔悴，又无能为力。有时他会暗暗地希望一切尽快结束，而当念头闪过，又充满了自责。

薛舒读了这篇文章，泪流满面，但是与此同时，她又提出疑问：“我们把自己的情绪搞得如此沮丧和愤怒，我们把精神几近崩溃的原因归责于老人，可是我们谁都不替那位在暗处窃笑的老人想一想，他自己愿不愿意这么活着？”

这样的质疑充满深入骨髓和灵魂的悲凉与震撼。

这无关孝顺，更无关金钱。我亦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