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知名男艺人因抑郁症自杀的消息爆出后，一时间很多平台都发布了关于抑郁症的文章，我没有点开看过很多，但是确实见到过五花八门的带有“抑郁症”关键词的标题。想必知名艺人因为抑郁症自杀的消息确实会给公众以不小的冲击，网络上估计以抑郁症为标题的文章点击率和阅读量都很高。有师兄问我愿不愿意写一篇文章，估计我会对此比较感兴趣，我当时即刻回应我非常愿意，但是任务落到头上，我又犹豫了，甚至对于如何称呼这个群体才能表现出尊重都感到诚惶诚恐。关于这个群体，我发现我可以说的东西，或者说有资格说的东西太少了，我写不出来！
关于抑郁症，我所知道的仅限于在心理学的课程上讲授的知识，仅限于在一些教科书上了解的关于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仅限于一些文献或专家说的对待抑郁症患者的方法。我有种隐隐的感觉，这些东西对于大众了解抑郁症患者群体来说，太单薄了。
之所以对抑郁症感兴趣，是因为我有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曾经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遭受过抑郁症的困扰。学生时代经历的一些“故事”对于一个十几岁的敏感的心来说，或许是不小的冲击。但是，回过头去看，你可能会说，谁的中学时代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怎么就走不出来、放不下呢？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她沉溺在过去的痛苦里是有点难以理解的。后来我知道，她得了抑郁症，在为她担心之际，我还坚持的认为，过去经历的困难牵绊了她，她没能从中走出来。或许你和当时的我一样，听到有人身患抑郁症的时候，你会首先思考“为什么会得抑郁症”，然后试着去从他本身，从他的环境中去寻找他原因。
但是作为好朋友，我真的非常想帮助她。我开始接触到了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慢慢对抑郁症有所了解，也越来越相信，有朝一日我能够帮助她以及更多患有抑郁症的人。有一次，听说她在发作失控的时候想着努力要找到我的电话求助，虽然那次她并没有打电话给我，后来也幸运的脱离了失控状态。不过后来知道这件事后，我还是无法想象真的接到那个求助电话时我该如何回应，对于我的手足无措，我感到深深的沮丧。
后来，她的情况越来越好转，据她所说，现在她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我也为她感到开心。不过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她完整的讲述了自己的在抑郁症期间的经历和感受，讲到中间，她自己也哽咽了，当她抽噎着说“曾经有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我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有过心理学知识学习和训练的我还是为之一颤。
反思之后我发现，尽管心理咨询的技术要求我们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强调共情，去感受对方的感受，我自己也非常努力的用心去靠近这些特殊人群，但是对于他们身上的某种标签，我还是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屏障，把自己与他们隔开。我心里总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有力的引导者，希望能用我的力量和知识，带着他们走出困境，然而当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时，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离他们远了一大步。
其实不只是我，很多看得到的关于抑郁症的资料，都站在一层玻璃外观察这个群体。无论出发点是想更好的干预或者帮助抑郁症患者，还是想了解相关知识以便更好地预防抑郁症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都是以一个比这个群体似乎更加“优越”的身份来观察、研究、帮助他们。不可否认，现在对于抑郁症这个群体，大部分人的看法都是带着一些偏见的，那什么样的视角会更好一些呢？最近看的一篇介绍质性研究在临床心理学中应用的文章，引发了我很多感触，我们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我们需要听到患者的声音，要让这些人自己为自己发声。这样才能帮患者澄清污名和偏见，建立起这群人与普通人之间同理心的桥梁，通过倾听他们的故事，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患者在那个情况下看问题的视角和做出的行为。我们或许会沉思：“如果那个人是我，我或许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和行为。”从他们口中听到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能让我们弄明白，什么样的帮助对他们最有用。
一般来说，对于心理疾病问题的研究都是通过定量研究、实验室研究的方法进行的，将患有某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作为被试，与普通人进行对比，通过这些方法来研究这些疾病患者的一些特征。或者是通过一些结构式的访谈，问患者一些根据已有假设提前设计好的问题，证实假设，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诊断或者编订量表的材料。不仅在临床领域，基本上大部分心理学家都偏爱定量的研究，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获得科学可靠的结果。有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女患者问她的研究者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患病的体验，你为什么不来直接问我？”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于她面前的研究者的挑战，也是对传统研究方法背后假设的挑战，甚至可能也是对大众对于患病人群视角的挑战。
以往的定量研究，将患者作为被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设计验证实验者自己的假设。这一方法的背后假设是，作为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没法很好的意识到自己的体验，用心理学术语就是缺乏“自知力”，因此，患者对自己经验的描述是不可信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些间接地方法去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不能让被试意识到自己在被研究，被试对实验意图全然不知最好！然而，我们并不能说间接研究的方法和直接报告的方法哪一个更为可靠。质性研究采用另一种路径，鼓励我们不带任何事先已有的假设、预想、猜测和偏见，让患者群体自己发声，去描述自己的状况，让更多人了解身处其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一方法背后的假设是：这些患者和普通人一样，对于身患疾病的体验，能够给出值得信赖的、有价值的报告，能够意识到患病体验的很多方面，这些报告和视角能够为人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贡献出巨大的力量。这一立场其实早在弗洛伊德时期就被提出了，弗洛伊德曾提出：“我们从已经恢复的患者那里了解到，即使一个人的精神和人格处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在那个时刻，在他的意识里仍然有那么一个角落，藏着一个正常的人，注视着疾病发作、恢复的过程。”因此，质性研究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设：即使严重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身上也存在着一部分意识，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异常，并与这种异常作斗争，最终获得胜利。诚然，在是否能提供自身经历的可靠描述这件事情上，普通人又能比这些患者优越多少呢？我们不是也带着种种偏见、有色眼镜去看待自身和周围的事物吗？
我并不是想在这里评价两种研究方法孰优孰劣，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实际上，无论是哪种方法，其目的都在于更好的理解心理疾病，从而发现有效的帮助患者康复的方式。我只是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以往我们不曾想过或是忘却的立场和视角，让我们反思我们对于这些心理疾病患者是否投以足够多的真正的关怀，这不正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提倡的内容吗？我们关注正常人的潜力、积极的力量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将这样的视角同样有效的运用到患者身上，去关注那些严重患者身上存在的哪怕看起来微弱的积极力量？毕竟，这个特殊的群体是我们人类这个大群体中产生的，是我们的一份子。
如果我们不真的站进这个圈子，去让他们自己说出自己的体验，仅仅是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观察、推测、判断，我们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会让心理疾病患者更加的孤立无援。我在文章中看到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例子给我印象很深。根据DSM-4的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之一是缺乏某些基本的人格功能，例如：缺乏逻辑、缺乏意愿、丧失愉悦感，缺乏社会交往关系的能力，对社交丧失意愿等。这一症状仿佛能够解释，为什么精神分裂症的人群会离社会越来越远。人们可能会说，因为这是他们的症状啊，精神分裂症的人就是会丧失社交意愿。然而研究者对这些人群进行访谈，去探索他们自己的体验时，他们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并非缺乏社交兴趣，在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中，重复多次的主题是关于“丧失感（loss）、孤独（loneliness）和对于爱的渴望”。一个被五位临床医师判定为“丧失社交兴趣”的患者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是孤独的空壳，本来应该充满爱与分享的地方，现在全部被痛苦填满，我在绝望中哭泣……我也深深的害怕，怕我有一天不能再去爱与被爱……”，如果不是去听这些病人自己讲述，用第一人称讲述，我们恐怕无法知道，这个看起来远远地从社交圈子退出的病人，其实也渴望着被关心，与人们建立联系，只是身陷痛苦的他无法将这种渴望传达出来。还有个例子是关于严重精神病患者住院护理的问题。人们发现，严重精神病患者出院以后过段时间又会回来寻求帮助，这种情况会反复出现多次，并且出现这种反复状况的的人很多。一开始人们认为，问题出在患者自己身上，因为病情复发导致又入院治疗，因此在治疗早期就有临床上防复发的治疗措施，然而发现似乎用处并不大。后来，研究者用访谈的方式，直接去问患者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这才知道，病人反复入院并非病情反复或者是治疗失败，而是想摆脱孤独、疏离的生活。在专门为这些病人设置的康复社区中，病人们对于关怀、陪伴甚至一些基本条件例如食物等的需求难以满足，因此他们想在医院里寻找温暖，在这里，人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关心他们昨晚睡得好不好。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让我深感对于这样的人群，他们的需求和内心的痛苦与希望，我们了解的太少。日本著名的心理学家松原达哉在其《咨询心理学》一书中写道：“抑郁症易感人群的性格特征是认真、一丝不苟、责任感强、对周围事物敏感，很在意他人的评价与看法……抑郁症患者的病因之一就是过度努力，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了症状，周围还在继续加油鼓劲，他们的内心就会更加感到压力和负担：‘我已经尽力了，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力量了！’”，这样鼓励的话，难道不是我曾经对那个在抑郁症中挣扎的朋友说过的吗？
当然，在这些患者的叙述中，我们不仅发现，这些病人承受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也了解到并惊讶于这些病人在康复道路上的努力、勇气和力量，他们自身就在恢复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依赖外界的力量。我们都知道，生病了，就要与病魔作斗争，这被我们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作为外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病魔来袭时的真实体验，作为患者本身，也会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毫无准备，束手无策。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莫名其妙的体验：他们可能无法像往常那样做日常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发现自己不是以前熟悉的那个人了，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返回。“仿佛突然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人格中”，这种感觉就好像突然有一天你睁开眼，发现你不在你宿舍，不在家，而是置身于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荒岛上。因此，这些病人需要克服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战胜病魔”四个字。他们甚至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去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克服困难”这件事，“以前我以为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就过去了”。他们还需要重新建立希望，需要有忍耐疾病、带着问题继续生活下去的意愿和决心，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生活。这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困难很大，因为疾病已经严重损害病人的人格、自信和能力，他们需要从我们看来非常微不足道的进步和改变开始，但这些微小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已经废了洪荒之力。此外，病人还需要努力鉴别什么症状来源于疾病什么痛苦来源与日常。有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说他用了7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脑袋里听到的声音是因为疾病，而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区的命令。7年的时间，这时候我们是否有立场说这个过程太慢了？如果我们面临同样的情景，结果又会如何呢？。可见，病人在“重返正常”的道路上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花费很长的时间。当他们有一天重返日常，他们可能还会发现，日常生活本身也不是童话，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和起起落落，这对于努力回归的病人来说，或许是一剂苦药，特别是那些青春期后期或成年早期的病人，然而，也或许是一种释然，因为他们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苦难和压力都来自于疾病和异常，所有人这一生都面临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无论是精神病患者还是普通人，都是平等的。就像苏轼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总而言之，因为公众事件，以一种“圈外人”的身份突然向这个群体投来劈天盖地的关注，然后随着风波过去而一如往常，这样如昙花一现的曝光或许会让深处其中的人感到孤独和气愤吧。松原达哉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快速生产快速消费的时代，人们不需要的东西就会被快速抛弃快速更新，这种消费习惯也符合快节奏的时代特征，但是，人的生命和心灵却不是一次性消费的物品，不可以一旦用完就抛弃，‘抛弃’会给生命和心灵带来巨大伤害。”这种如同焦点一般集中短暂的关注，置身事外的视角和态度，难道不是一种“抛弃”吗？
精神病患者经历了巨大的挣扎，也拥有惊人的恢复力和韧性，如同普通人一样，每一个走在人生路上的人都是英雄，我记得《少有人走的路》开篇第一句话就以肃穆的语气道出人生的真谛：“人生苦难重重，我们一旦想通了这个伟大的真理，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有一些人在路上遇到了困难，无法继续走下去，我们应该走过去，坐在他们的旁边，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很努力了。因此，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想真的关心身边患有抑郁症的人，你不妨花点时间，忘记他们是抑郁症患者这件事，平等的、耐心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去听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了解他如何解读，如何感受着这些经历。我们应当记住，作为普通人，我们并非比他们优越很多，我们都是行走在路上的人。
当然，倾听也需要技巧，这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曾经有一位印度哲学家认为，不带偏见和评价的交流方式是最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立场。而且，这样的沟通方式可能还需要专业的训练才能做到，错误的方式可能会适得其反，让这些敏感的心灵不愿意敞开心扉。如果没法撇开偏见去贴近他们的心，那么请至少对抑郁症患者或其他某种特殊人群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不妄自下判断，对他们保持尊重，恐怕就是对他们一种关怀吧。
最后，我特别想分享一个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的书中看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他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感觉自己无法继续前行，他听说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心灵大师，能够为迷途的人们指点迷津，于是他决定前往向这位大师求助。路途中，他遇到一个老者，这位老者听说他此行的目的地之后，主动提出要带领他去寻找那位大师，于是两个人互相陪伴，走完了长长的旅途，后来，这位年轻人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他要去寻找的大师，在大师的帮助下，年轻人走出了谷底，并决定留下来与大师一起工作。多年后，大师弥留之际，告诉他，其实当年在途中相遇时，他自己也陷入了绝望和枯竭，面临着“心灵死亡”的危机，遇到这位青年是个奇迹，对于大师来说，这段旅程也是自己的救赎之旅。我特别喜欢欧文·亚龙对来访者和咨询师关系的定位，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与抑郁症患者之间关系的参考：你在路途中迷失了方向，然后向我寻求帮助，虽然我也不知道正确的路在哪里，但是我愿意陪你一起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