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采薇》萌发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论《故事新编》与中国现代历史写作的关系

作者：陶园琦

摘要：

《故事新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其特点主要包括虚实结合、古今相融以及史时合一。但《故事新编》式小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采薇》在这种典型写作模式中，以删削与独创的方式来游戏历史和反讽当下，其古今杂陈、随机拼贴的特点正体现了后现代写作的萌芽。

关键词：《故事新编》；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采薇》出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故事新编》。它以《史记•伯夷列传》、《周记》等历史古籍为蓝本并加以创造。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提到过历史小说的写法，其中便有“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而《采薇》正属于此。《采薇》的故事梗概和主要情节均典出有据，但是在选取史料传说的因由时，作者又创造性地将其改编，从而使其以“油滑”的形式，将现代生活中的细节穿插进去，又能以“随手拈来式”的联想将比喻极度引伸，从而达到“借一斑略知全豹” 。因此，《采薇》是对于历史典故和传说的再述和创造，在历史典故和传说构成了小说的背景和参照系时，也实现了对历史的“随意点染”，用戏谑的叙述口吻来打破正史的肃穆，从而创造出符合鲁迅写作目的及时代所需的新“故事”。

就以《采薇》独特的取材来看，它的典型在于穿插了时事与生活，且并未像其它几篇小说一样涉及到歌颂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整篇小说看起来就像是鲁迅先生的随笔一挥。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善于运用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思维灵机的展现，从而能够在古与今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其联系。虽然这会影响到对《采薇》文本的解读乃至对小说主旨的理解。但这也正展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随意性。所以，本文将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探究，以证明《故事新编》中萌发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一、反传统与解构式创作

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无限制的相对性、开放性与多样性，甚至也试图对传统的神话、小说、诗歌等叙述形式本身进行解构。针对于鲁迅先生的反传统模式来说，《采薇》是以历史为蓝本，将伯夷、叔齐的事迹进行再创作，一方面是尊崇原来的史说，从正面肯定二人的节义之举，他们坚守正义，耻食周粟，隐退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山中。而且这种看法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使伯夷、叔齐本体化身成为了坚守节义的象征，甚至在书中会出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以及“至今人皆啧啧称之，千古犹有余馨”这样的感慨，及至今日，就连中学教材中也不乏有对伯夷与叔齐的高洁之举的赞美。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先生又将其与历史上的反传统声音进行结合，并未将伯夷、叔齐二人塑造成大忠大义的完全式好人，而是与“天遣白鹿乳之。迳由数日，叔齐腹中私曰：‘得此鹿完噉之，岂不快哉!’于是鹿知其心，不复来下。伯夷兄弟，俱饿死也。”以及“臣(东方朔)闻贤者居世，与时推移，不凝滞于物……天子毂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这样的质疑不谋而合，而且鲁迅在《采薇》创作思路中的反传统也并非是他本人的新创，而是经过历史长期的思想积淀后，才造就了这种反传统的创作模式与写作思路。因为早在唐宋以前的“疑古”与“翻案文章”思潮中，对伯夷和叔齐的质疑就已经是屡见不鲜。及至清代，义士的形象更是彻底颠覆，比如清初时艾衲居士的小说集《豆棚闲话》，其中有《首阳山叔齐变节》一篇，该篇对于伯夷、叔齐二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甚至还有人作诗曰：“圣朝特旨试贤良，一对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胸中打点旧文章。当时深自愧周室，今日翻思吃皇粮。非是一朝思改节，西山薇蕨已吃光”。所以，鲁迅先生的反传统也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推翻传统，这只是他为了表现自己对当下的看法而采用的一种较为新鲜的叙述方式。但很多人却认为鲁迅的文章是充满了对国民的嘲讽与斥责，同时又是极度地在鞭笞社会，以至于许多年来，那些不敢直视历史的人们对鲁迅的创作风格依旧不认同。可是从威廉·莱尔的著作An Architect of Stories and a Carpenter of Words 中却发现，鲁迅先生只是试图通过小说的尖词利语来唤醒“铁屋子里的人”，即便要面临“人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

即使一切为了“立”而“破”的事物，往往是无意义的，但鲁迅先生的无意之“立”却萌芽了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即对历史小说的解构与再创作。所谓的解构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的是现代主义的语汇，但却颠倒、重构各种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原则，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反对总体统一，由此创造出一种不确定感。这正符合《采薇》中的人物设定，小说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鲁迅先生本只是想试图让人们了解到，真正的历史不应该让善恶的界限如此分明，而是让后人与时人自己辨别，历史如此，那么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应该如此，人们要想文化解放就不应该盲目跟随有目的的舆论导向，而是要每个人的灵魂苏醒过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辨识能力，但是这却让从来都习惯于“明辨善恶”的中国读者产生了怀疑与对小说内容乃至历史的不确定感，从而使《采薇》达成了一种类似于解构主义的效果。这种“后结构主义”在当时明显与中国以往的历史小说创作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小说对人物的生存状态有着较为细致的介绍，但是人物命运却出现了与小说的解构式创作模式相类似的任意性与不确定性。这也就刚好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激烈的反传统倾向”这一特征相符合，同时这种创作方式，在内容和意图上不乏有“零度写作”的倾向，即揭露千百年来古典文学的虚伪性。

二、零度写作与摒弃终极意义

鲁迅先生创作《采薇》时所用到的讽刺工具，正是作者对现实的正视，因此他才会总是毫不留情地将生活中的丑恶事物加以描绘、反复揭露。而所谓的“零度写作”，恰恰意在揭开古典写作中处处标榜的“真实”和“自然”的神话，暴露古典写作中“客观”的虚伪性。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以深邃的眼力观察现实，于是他随时发现出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了的现象的虚伪性。”他不仅将深度的历史情感平面化，也拒绝和排斥了历史原先古板的内容，否定了中心和结构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小说的虚构本质，发掘出了叙事固有的价值。不光是在写作内容上，“零度写作”在语言运用上也有自己的特征。古典语言在意义和字词之间虚构了一种透明的、确定的关系，通过字词之间的“continuity and linearity”，恰如Roland Barthes 在Writing Degree Zero 中提到：“来隐喻现行法则的合理性，以及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字词在古典写作中的地位”。然而在“零度写作”中，字词即是一切，它不再附着作家的情感和偏见，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既充当客体也充当主体。这也就涉及到小说创作的意义和文本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但在《采薇》中，却很难发现一个从始至终都完全固定的“态度”，也就可以推断出作者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小说中的终极意义。

鲁迅先生在《采薇》中并未将“人生在世，要弄明白做什么”这种话题突出表现，甚至连小说里面的主人公都不知道自己做一件事的最终意义。这种摒弃终极意义的创作形式正是一种自我消解和迷失，丧失了自我存在的依据，这也可以算作是鲁迅先生对当时国民的另类形容方式，正因为这种终极意义的消解，小说才具有其独特的“中立”色彩，也恰恰与先前所述的那种反传统模式相符合，不刻意地强加“大忠大恶”的人物形象，而是展现每一个几乎同等色彩、同等轻重的小说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采薇》便始终透出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没有了如同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用于封建教育的终极意义。但却揭露了古代历史小说写作的欺骗性，即在摒弃小说终极意义的基础上，彰显了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崇尚的“零度写作”。

三、写作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不确定性为其主要特征，同时加之以创作手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等其他特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采薇》穿插了时事与生活，且并未涉及到歌颂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内容，使整篇小说看起来就像是鲁迅先生的随笔一挥。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来一种创作的任意性，但并不等同于随意地胡编乱造，鲁迅先生在创作时仍然是有自己的意图的，他在1925年曾说过："I feel the so-called Republic of China has ceased to exist. I feel that, before the revolution, I was a slave, but shortly after the revolution, I have been cheated by slaves and have become their slave."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鲁迅先生在创作的开端，无论他是否有“随笔”的意图，他也都会存在一种所谓的“情感意图”，那就是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揭露国民“软弱性”或时事。也就是说，这种任意性仅仅是在写作状态和创作手法上的，并非写作意图的任意性。这也就不得不提到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以及阅读往往都存在的一种“随随便便”的行为，它也常常会利用一些类似于拼贴的手法和排版上的技巧将这种持续的“随意”打断，从而展现出荒谬的色彩。维特根斯坦也曾用游戏比喻语言与“意象联系”被切断的“语言游戏论”。在伯夷和叔齐出走的过程中便出现了情节的转折，比如遇上了“小穷奇”一帮人，这虽然并未让二人损失太多东西，但足以起到了打破那种“悠哉游哉”的出走节奏，让读者在不经意间被带入了一种“提心吊胆”的情绪之中。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充满了任意性和不确定性的情节，甚至有的作品对于情感也会进行加工，将其变成一种朦胧的感觉或是模糊、抽象的概念，并且常出现故事情节的悬念化，一波三折，将原本在情理之中的所谓的结局加以整改，让故事进入到另一种既让人觉得意外但又不脱离常理的结局中，以达成整部小说的任意性与不确定性。

综合以上探究，并结合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写作特色，不难发现，鲁迅先生的《采薇》一文中，出现了十分接近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即“零度写作”、“反传统模式”以及“摒弃终极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写作模式的“随意性”和故事情节的“不确定性”。由此可以说，《故事新编·采薇》已经萌发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为中国现代历史写作提供了独特的创作模式。

参考文献：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鲁迅. 《鲁迅日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吴中杰.《鲁迅的艺术世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

陈伟华.《鲁迅郭沫若研究札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杜一白.《鲁迅的写作艺术》[M]. 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雷世文.《鲁迅研究大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李怡，郑家建.《鲁迅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Old Tales Retold·Cai Wei

incubate the features of post-modern writing

Abstract:

Old Tales Retold is a very innovative novel in modern China, as it features the combination of empty and re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past and today and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current affairs. However, novels similar to Old Tales Retold didn't achieve development until 1990s. Cai wei utilized this typical writing mode to satiriz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s through deletion and original creations, and its random collages or hybrid expressions of past and today demonstrated the incubation of post-modern writing.

Key Words: old tales retold; postmodern literature; chinese modern historical 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