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瞬间（二）、童年的调（1）

原创|文：隽永剧评

诚献给陌生的你们和未来的自己，
希望你们读了会感受到那些琐碎的幸福，
然后那些幸福会陪伴你们找到更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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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针（酸）】

不曾篡改和丢失的童年回忆半边灰冷半边白耀，那厢的光景时而迅疾时而温吞。

我不是一个对人类五官异常敏感、也不是一个对身外世界热切关注的人，所以充盈并侵袭我的回忆必须要足够得强烈震撼及深邃，那样或许才能在我的颅腔里镌刻并留痕。

童年的质感我是运用味道去界定和区分的，就像香水会因为温度的改变而呈现递进的香调（前调、中调、尾调）一般。启蒙的味道是钻入骨里的酸，不是吃麻辣锅时那种冒汗蒸腾的酸爽，而是酸到你无力摆脱的涩痛与纠缠、带着刻骨铭心的痉挛。

儿时孱弱，胳膊膀上的针眼曾经多到让打针的护士再无方寸可任其下手得为难。于是对手臂放开了的蹂躏最终将阵地伸向了冰白的躯体下游。对于打针，我从未闹过变扭，我的天性里仿佛注定了逆来顺受的折服、或蛰伏？也许是因为病时焉了的气势和难以挣脱的昏沉；也许是自己未完全昏迷时那狭隘却游离的视野中，母亲那两段倒挂紧蹙、如蚯蚓般弓着歪扭的、难看至极的眉和眉下如深潭般蓄着晶波的池眼，还有那里藏着的一坨熟悉而暗沉的缩影；也许是身体里冰火两重天间隙性的交替重锤、体内像是有份在冻寒的冰峰和灼烧的狱火中翻滚流窜却挣逃不出围困的暴虐。那时，我过早地体验了那个年纪的身心所能支撑的极致，那种似乎可以抛却一切只为解脱、只求安逸的颓唐。

白日里的生病还好，父亲会抱着我和母亲一起踱步到家附近的儿童医院就诊，急促却也沉稳的呼吸配合着铿锵却错拍的步伐，带着差强人意的安抚。我总是安分地、努力地克制噤声，避免将身体的僵硬传达给父亲，我的态度一向是合作的。也许我天生便是会对疼痛有着强大包容力的孩子，大概因为那份忍耐的基础多数是对父母还不清的愧疚感作祟。

儿童医院在家不远的地方，位于静安寺那一圈，地处上海的市中心，是一块闹中显静、静里有声的地盘。那块区域人流量庞大，熙熙攘攘、四通八达。那里有曾在上海滩风光一时的百乐门、挂着苍劲有力的招牌一进门中药味便窜入鼻腔的老店雷允上、还有声名显赫香火旺盛越来越金碧辉煌的静安寺庙、还有假山小湖野猫栖息的静安公园、宋庆龄故居改建成的少年宫。。。那是一块传统和时尚相互碰撞、却各有风雅的区域。有无数坐落在喧嚣俗尘里的老洋房、小街坊，不用刻意去彰显历史的内蕴便已是风韵犹存的清隽秀雅。即便是改建成给普通百姓的住所，都有着不可轻亵的规格。那些麻密得毫无规则可言的地形和街区分割让上海的马路无法在地图上形成一条畅通的直线。

那个城区有着规模不大也不小的梧桐，上海人总是爱称为法国梧桐。像哨兵般的行道树随处可见，放眼望去一连排的法式梧桐摆出互不干扰却又在上端交错制约的依存姿态，和对面的同类相偎围拢组成端丽而肃正的军队，沉默地丛生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每一棵梧桐隔着相近的距离，仿佛不需要任何栽培和护理地自由生长。天气好的时候，我贪恋一个人的漫步轻扬，流连在许多回忆的城区街角。我会任由指端微拂着树皮一路闲适却沉静地撩过、体味着我这躯行动着的生灵与静置沧木间的抚碰，像唤着醇浓爱意却又单纯清浅的挑逗、毫无任何的杂念和痴妄。树皮比我想象得要温暖、也脆弱，不滚烫、也不冰凉的温度，刚刚好的体温、稍带磨皮的糙感。我不敢有过多的眷恋，唯恐听清树木的心跳，亦或是我自己的。我知道，TA们一定比我存在得久远、甚至比我父母的生命还要年长。TA们一定听到过车水马龙的嘈乱、也闻到过万家灯火的饭香、被乖囡小宁围绕着迷藏嬉笑过、也被小巴辣子逗弄着开会上树过。所以，我想让TA们记住我的恳切和我一直知道TA们存在的心境，那份微薄而虔敬的念想。因为上海的梧桐很多，所以上海的环卫工人在秋风和雨季那段冗长而又湿冷的季节交替间便显得格外得忙碌和辛苦。掉落的梧桐叶像发丝一般粘稠繁密、随性地吸附在触目可及的方圆，混合着沙尘、泥水，溃烂得格外惹眼、难清。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与其花费那份精力和资源去扫除永远掉落不完的树叶，不如就让枝叶随处散落、叶落知秋、残景犹盛，岂不更有一番风情？但不可能，因为上海寸土寸金，堆叠的树叶被人踩踏之后就会加重地面的湿滑和泥泞。所以，小时候的自己总是钦佩环卫工人的高效，当天掉落的枝叶必定是见不到明天的朝阳或乌云的，一定要赶在落雨之前扫个清桑。所以，我总是分外珍惜踩在梧桐叶上那松脆折裂的音色，那些晴日里刚掉落不久还新鲜着的黄绿色泽；一路踏响跑过、遗落身后招摇的凌乱，绕在鼻尖的满是秋天的木香、和埋在底层的落叶被翻腾出来后特有的发酵味，不腐臭、反倒诱出植物脉络里的原味、那份归根入土后最后鲜活的放肆。

那时常去的儿童医院，本是一座欧式教堂，有许多的隔间、被改建成了不同的科室。我来过这个医院很多次，神智清明或混沌有之、天色放晴或阴霾亦有之。医院底层的大堂十分得宽敞，看得出原本应是做礼拜的殿堂。天顶很高，白晃晃的净色。我不太爱仰头，因为前额会不自觉地皱起、也因为肥硕的后颈肉被挤压得恪着难受。大堂的窗户不是那种绮丽的七色琉璃，只是极为普通的玻璃、用木制上漆的隔条分割成六块大小均等的矩形。我对均等的图案和组合总是抱有好感，大概因为TA们公正而又完美，不偏驳、不克扣。透明的玻璃是单层的、弱不禁震、在劲风甚至马路噪音的振波下会附应着作鸣、平整的玻璃面上永远粘着雾气般的灰尘、但并不妨碍远眺。也是，窗明几净的标准太高苛，谁会如此较真纠结呐？！顶着阳光的直射还能看见光洁的表面上不知何时何人留下的指纹和粘尘。不敢细看，生怕瞅见底下窗沿的卡缝里冒出虫类突兀的残骸。

光照充盈的时候，从窗口斜射下的光束十足漂亮，像天使的云梯被木制的隔条分块，无数的尘埃飘絮好像在光明之神的眷顾下无比兴奋地舞蹈，像一场与神共欢的喜宴。但阳光的能量远未止步，光线终结在刚硬而单调的水泥地表，在光线所能穿透的旅程终点形成完整的光影轮廓。地上，黑便是墨黑、白就是亮白，那样分明、没有含糊。配合着礼堂里稀疏的人群和低声的细语，那一刻无比得安逸。大堂里有许多长排的木质椅子、呈放在室内对称的两侧、当中留下宽敞的三人间距走道。长凳的模样已是十分斑驳，却带着含蓄暗沉的低敛质朴。扶手的地方由人往人去的接触、触摸、摸挲打磨成了特殊的滑顺，甚至带着一丝沾手的油腻。我对这个礼堂很熟悉，那是因为我常掬在父母的怀里测量体温。天气暖好的时候，白色的墙体和圆锥的尖顶能将室内烘衬得璨耀，靠窗的地方白光太烈、有些扎眼得圣洁，更为那些热闹的扬尘提供了庇护和光晕，有让人昏昏欲睡的催眠功效。

那时的体温计是水银的玻璃管，测量前父母总是会用酒精棉花消毒擦拭好几遍，还要用力地挥甩几下确保温度归零，读刻度时还要高举温度计顶在光源处像个科学家般得严谨。我所知晓的体温测量一般有三种方式，压在舌苔下、放在胳肢窝、插在两股间。第一和第三种据说都是较为精准的测温办法。每次把温度计放在舌下时我都正襟危坐、不敢自然地吞咽口水，每次母亲也总是千篇一律地从旁关照叮嘱：“囡囡乖，覅咬哦否则老危西额（女儿乖，不要咬否则很危险的）。”有时嘴里的口水满得都快浦出来了，母亲双眼一斜，启口：“辰光未到（时间还没有到）。”我的嘴角会隐隐地抽搐，也只有在用这种方式测体温时我才会意识到自己津液的丰盛和平日里吞咽到不自知的频繁。插在两股间的测量方式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第一种还不用脱裤子，最后一种则是完全不顾及颜面的。反正也只是一个未发育的孩子，大堂里满是这样的习以为常。总之，无论是第一种从口中进、还是第三种从后面入，至今听了仍会让我有些紧痛地皱眉。

测完体温后父母会带着我去看医生，医生的一纸文书就会决定是要打针、还是吃药。迈出大堂去到狭窄走道里的隔间时，那时对医院真正的认识才开始具体地妖魔化。醒鼻的消毒水味，孩子们此起彼伏的鬼哭狼嚎，还有什么比混杂着声音与气味的双重冲击、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惊悚感更直观的恐怖植入呢？那一次，很不幸地，我被判给了针尖的临幸。父亲牵着我的手，打开了一扇紧闭的门。门内挤满了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空气里依旧是泛滥的酒精味，还有针头掉入不锈钢托盘里那毫不含糊、接近金属质感般冷情而干脆的声响。戴着口罩、穿着白褂的护士在最里面一圈，护士面前搁着的一长条桌子成为了仅有的分水岭，将室内三分之一的面积划分变为了她们毋庸置疑、占据视野优势的领地。看似连成长条的白面桌其实是被分割成了简易的几个隔间，每个隔间内有两位护士，一位坐着负责打针，另一位站着协调助理。我进去时已经有很多的孩子在被“行刑”了，还有一些显然刚被凌迟过，无一不是被父母抱着哄着给糖吃，涨得通红的憋屈的脸也因为糖这类神奇的灵丹而恢复了饱满鲜润的气色。护士的脾气都不怎么好，整张脸也只能看到一双眼，连眉毛都被护士帽给遮严实了，没有不安分也不协调的头发蹦跳出来碍眼。那些护士的眼里没有笑意，甚至有些失去焦距得木然和红肿，唯一的情绪波动是在小孩子不合作的时候，会严厉地喝一声：“草撒草？！（吵什么吵？！）”。所有将屁股搁上台面的孩子，没有一个不是哭得生离死别的。那种哭声、哭法、和哭的原因是一种默契的连动装置、带着巨大的能量和渲染力的连锁反应。只要有一个带头开始哭泣，其他的就好像顷刻间找到了亲密的组织一般，不断勇猛地积极地涌入。这个无限扩张的组织肆无忌弹地接纳着一批又一批的新成员。一个带队的领头羊走了，又会有下一份新鲜的、声嘶力竭的血液英勇地代替顶上。房间内顿现两种阵营和气场，那是孩子和成人之间不服气的、不妥协的、有尊严的、顽劣到底的抵抗。我看得有些讶然又有些好笑，如此生鲜的场面让我对身体的疼痛都不那么在意了。

从我那时一米高的视野里望出去，小屋里的人好像都和父亲一般的打扮。那时的上海人平时出门随意简单，不会太费心思将自己打扮得花俏，大多默守着低调朴素的中庸之道。夏天里，男人们通常就是一件清清爽爽的白衬衫，规规矩矩地缩进裤子里。唯一花心思的高调装饰可能就属皮带和手表了。我环视一周，见屋里大多都是男的，便晃了下爸爸的手，仰头问道：“妈妈类？” 爸爸努了努嘴撇向室外，我“哦”地了然了。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当时孩子们的哭叫太过凄惨，母亲们索性眼不见为净，坚决地把这项劳心耗神、会让她们眼泪水搭搭滴的艰巨任务交给了自家冷静自持的男人们吧。马上快轮到我了，父亲紧拽着我排在了一个小男孩的后面。小男孩很清秀，粉里透红得白嫩，他的父亲在一旁护着。小男孩的体型正常偏瘦，小脸垂丧着没有像其他的孩子一般大哭小叫，我意外地挑了下眉。大概这是第一个近乎奇迹般没怎么哭泣的孩子，护士小姐姐显然非常满意，隔着口罩的嘴里含糊地夸道：“真乖，没…”那个哭字随着小男孩震耳欲聋的哭声破音了、碎散了，护士眼里的笑意尴尬地停留着、还好她戴了副足够反光的眼镜，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她面罩下脸部肌肉的僵化。最终，没哭的孩子没有出现，没哭的纪录没被打破，但是至少那个男孩还坚持了一小会，勇气可嘉。小男孩被抱走之后，就轮到了忐忑的我。要说我完全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有这么多的前辈和先烈在现场撕心裂肺地劝诱我。我安静地坐上了桌面，十分配合地将自己准备好，身后的护士显然不忍心为难我这个如此配合又异常安静的小女孩，两位护士姐姐和气地笑着说你是听话的乖小孩，打针保证不痛的。猜测并等待的过程永远是最难熬的，因为你知道针头一定会落下，但是你却不知道什么时候针头会刺破表皮一层层地深入。护士用酒精棉花为我擦拭了两次，肌肤的凉意伴随着心理的惊恐、两者好像互利互惠、相辅相成的、互相提携的同盟。护士果然是个老手，她将针头扎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因为她的另一只手在为我挠痒痒，挠得并不急切也不用力，恰恰好的力度却足以削弱我对针头的恐惧意识和肌肉紧绷。肌肉绷得过紧的话，针头有时会拔不出。如果是没有多少经验的护士和心理太过紧张惊惧的孩子，打个针因为针头断裂拔不出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护士小姐的手在挠痒的同时也同样可以感知到手下我那团肉的变化，如果绷得实在太紧，她可能会从小挠改为轻拍来让肌肉放松吧。打针的感觉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是几乎没有感觉的，然后你能感到流入骨头深处的一股酸胀，迅速转变为加剧的喷涌的刺痛，企图麻痹底下江山的野心。也许女性的忍痛力甚于雄性，也许我天生的忍耐力惊人，也许我只是想成为第一个不哭的孩子、得到护士的称赞和父亲的满意。总之，我没哭，我甚至都没吭一声。那在孩子心里漫长的几十秒过去后，我成为了护士口里称赞的第一位没有哭的孩子，比起一屋子哭得七零八落的男孩子，那份荣光让我皱着眉忍着痛撑下了台，好像一位受了内伤的高手却还要含着一口血不负众望、不丢面子地走下擂台。而我见到父亲时说的第一句呲牙裂嘴却傲气冲天的话是：“爸爸你看，我没哭。”而我身后传来护士小姐姐对另一位小朋友的思想指导：“你看你前面的那个小妹妹都没哭，多勇敢啊，你也要…”我回头，男孩面上早已一副山雨欲来势不可挡的架势，我骄傲地咧开了嘴角，心里暗想：加油吧，小哥哥。第一个没哭的位置，妹妹我占了。

在深更半夜的生病发烧，总是很令父母头疼。为避免让我受过多的风寒，母亲总是在家亲自照料、不辞辛劳。为了我，母亲学会了打针、并一直不间断地研究食疗和中医，所以我们家的膳食和煲汤总是花费了母亲无穷多的心思。记得那是夏至的深夜，那时空调是十分稀缺的存在。而父母向来信奉自然的东西，比如，不带任何装饰的自然美、生病了也不会轻易投靠药物的坚持、比起空调间里的一时贪爽更支持最原始的生存模式。上海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的边界总是清明偶尔错乱地过渡。每一年的夏天在新闻里都会被描述成百年一遇的罕见高温，而下一年的夏季又会被如此重复地连词都不换地重申着潮湿酷热。上海的热夏和冷冬都像这座都市一样透着魔性得极端。夏日里那种空气中的湿热会让人直觉浑身的血液都在蒸腾，而所有的挥发最终又化成了更多的热气笼在了周身。那种周而复始的交替就好像你是蒸笼里已经渗出肉汁的小笼包，所有的五脏六腑都散溢着狂躁的热度。那夜，我已经发了一日的高烧，烧得整个人软噗噗、黏嗒嗒、昏茫茫的，好像任由人粘搓的糯米团子、好像始终浮荡在冷水和火油里被煎灼。那是一种很诡异的感受，头脑是模糊的、身体是痛苦的、我眼前的世界似乎瞬间将我拉扯得很远，又像是我被一股莫名的外力吸扯到了一个坠底的黑洞，但是我的意识却出奇得清醒。我好像超越了肉身的负累，飘升到了一方安逸的空间。那一晚，我永远记得。母亲为了让我尽快入睡关闭了亭子间里唯一的一盏大灯。羸弱的月光混杂着弄堂里路灯烬黄的微光从窗外倾泻，铺洒在了窗边硬板床床沿一小方规整的暗影里头，床头板的阴影尽职且大方地与光线形成了一个锐角。窗外时不时地会有一些细微的扑翅声，瞬间扩大的会移动的阴影。那些惨淡的从外界飞泻而进的光，就那样虚弱地蔓延至它所能触及伸展到的屋内的地界。母亲搂着我坐在大床的最里端、阴影的最深处。她哼着几乎察觉不到的曲调、轻柔地拍着我的背脊。我依然痛得难受，用力地吐出一句虚弱的话：“覅拍。”母亲见状，端来了一盆滚烫的热水，用毛巾用力地擦着我裸露在乎的双手和双腿，期望着我体内的虚热能最大程度地尽快散去。我任由母亲用力地擦拭着我的全身，我不知道已经换了多少盆热水，但我知道我已经折磨了母亲一天的光景、消耗了她很多的气力。最终，我在母亲怀里闻着心安的体香困乏安然地睡去了。睡前我嘟囔着痛，难受之类的话，而母亲疼惜地说着“吾晓得额，妈妈晓得侬额痛…（我知道的，妈妈知道你的痛…）”

酸，是一份尖锐的、想不顾一切哭泣的欲望，却又因为内心的抑制而未能放声大哭的逞能，至少对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