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是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里面的一篇散文。

散文结构

写的是敦煌莫高窟的上千卷的佛经被盗取到国外的一段往事，余先生的散文非常生动的吸引了我，引起了我的愤慨，引起我对这段不堪的历史的痛恨，对文物流失的痛恨，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王道士、官员、翻译蒋孝琬的人物的痛恨，哀其不争，怒其不幸。

散文分为五个部分，包含作者自己的“我”，王道士王圆箓，意大利人斯坦因，翻译蒋孝琬这几个人物。

第一部分由道士塔谈起，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发现了莫高窟，在莫高窟里面他破坏佛教的壁画，刷石灰，绘上唐代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道士去画一个佛教求经书的故事。

第二部分是有杨姓帮工发现了藏经洞，王道士拿一部分经书去找官府去寻求保护，而自顾不暇的官府无力去把所有的经书都运回省城保护起来。余先生这里把同一时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做了描述，将代表中国成就的庞大文物被发现，这个事件与前一个事件做时空上的联想。

第三部分是具体描写了斯坦因，这个顶级的外国考古学家，如何通过翻译蒋孝琬，针对王圆箓进行巧取豪夺的。这是两种文明的冲撞。这里翻译蒋孝琬是中西文化都通的，他能翻译佛经，明白这些文物的珍贵，可惜，他没有为保护这些文物出力，而是帮助斯坦因把文物都骗过来。

我查看了其他资料，有一下几个结论：

1） 这个斯坦因多次过来购买，其他的国家的人也来买过。一共有四宗大的买卖，而王道士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
2）王道士有钱之后，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
3）甘肃学政叶昌炽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可惜缺少运费银五六千两白银而放弃。
4）敦煌县令汪宗翰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5）三十二年，汪宗翰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 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6）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

作者没有详细纷繁复杂的这些发生的诸多事件，简化而谈，集中写了斯坦因。

第四部分是描述斯坦因用了七天时间打包装箱，最后只给了相当于200两白银的英镑。这个时候，作者以“我” 在历史中出现，与斯坦因对话。当时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期，留在国内也得不到良好的保护，文中的“我” 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像狼一样嚎哭。

第五部分是描述一九四三年，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作者又用了时空对比，与此同时，伦敦举行了“中国日”活动，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道士塔现在天天游人如织，而斯坦因墓无人问津。

有所得1-不同时空的事件做对比

作者善于对比，统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情对比。让读者会站在一个更高的空间上俯视这个悲剧，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

有所得2-我与历史对话

作者在第三部分用“我” 与历史人物之间对话，通过与历史人物的 交流，说出整个事情的无奈，国家动荡，每个人都在生存，而人物之间有很大的代差，无法无力完成保护巨大文物的重任。

我可以不带剑，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这是用描述一个虚构的情节，代替叙述来体现作者的心情与态度。

有所得3-对材料的取舍

面对文物流失，官府的行动，不同的外国人纷纷过来廉价购买等等，很多纷繁复杂的细节，没有考古式的描述，而是对材料做了取舍，让整体结构比较容易理解，使得文章不散漫。

也有其他评论者批评余先生对应王道士的描写有偏差，说“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守教规的道士，愚昧的文物保护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