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是我上铺。
搬进宿舍那天，我拎着行李箱站在门口，还没来得及看清屋里都有谁，一个瘦高个就从靠窗的上铺蹦下来，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像要把人拽倒。
“你就是那个从苏北来的？我连云港的，董乐。以后咱俩就是兄弟了。”
这就是董乐。连云港人，瘦高个，皮肤有点黑，眼睛不大但特别亮，说话的时候眉毛会跟着一动一动的。他属于那种第一面就能把你聊热络的人——不认生、不客气，好像认识了八百辈子。他帮我拎行李、铺床、分他带来的煎饼给我吃，一边忙活一边嘴里不停：“你吃过连云港的煎饼没有？比你们那儿的馒头好吃多了。我跟你说，到大学了别光学习，得多交点朋友，多看点书，多出去转转。你见过海没有？我家离海边不远，放假带你去。”
我被他那股自来熟的劲儿弄得有点招架不住，但心里是暖的。从初一住校到现在，睡过十二人的大通铺，挤过八人的出租屋，遇到过不少舍友，像董乐这样一上来就把你当兄弟的，不多。
董乐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喜欢看小说，不是随便翻翻那种喜欢，是真迷。枕头底下永远压着几本借来的书，大多是外国名著，《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一本比一本厚。晚上熄灯之后，他点着床头的小台灯看书，一看就看到后半夜。有时候我半夜翻身醒过来，看见他那边的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他脸上，眉毛微微皱着，嘴里念念有词。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上课打瞌睡，被老师点名，他也不在乎。
他还喜欢唱歌。唱的不是当年流行的港台歌，是前苏联歌曲。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他张口就来，而且唱得确实好听。我们宿舍没有音响，他就清唱。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坐在床沿上，两条长腿晃来晃去，低声哼着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声音不大，但整间宿舍都安静下来了，连平时最闹腾的老周都不说话。那种旋律很奇怪，明明是从没去过的地方、从没见过的人写的，听在耳朵里却觉得亲切，像小时候坐在门槛上听收音机里的评书，隔着一层电磁波的杂音，反而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温柔。窗外是夜色朦胧的校园，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块模糊的亮斑。他的歌声就在那光斑底下轻轻飘着，飘一会儿就散了。
但他有个毛病——喜欢抓人。不是真打，就是闹着玩的时候伸手在你胳膊上、手背上掐一把、挠一下，像个娘们。他指甲留得有点长，掐起来还真疼。有一回我俩在宿舍里打闹，他一把抓住我手腕，指甲陷进肉里，留下几道白印子，过了一会儿变成红印子，好几天才消。我骂他你属猫的？他嘿嘿笑，说这是跟你亲。后来我手上隔三差五就多几道指甲印，习惯了也就不躲了。现在想想，一个大男生留指甲抓人的习惯实在说不上体面，可要是把这些都摘干净了，那也不是董乐了。
不过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他喜欢上了谁，第一个告诉我。
他喜欢上了他的一个女老乡。也是连云港人，长得漂亮，鹅蛋脸，眼睛不大但很秀气，皮肤白，走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她不爱说话，也不太笑，见了面点点头就过去了，属于那种冰霜冷美人。她的字写得特别秀丽，有一回我在学生会办公室无意间看到她的签到表，字迹清秀得像是字帖上描下来的，和她这个人一样——好看，但隔着距离。
她跟我关系还不错。当然，是纯粹的同学关系。大概因为我话少、不惹事，她见了我会主动打个招呼。有时候在食堂碰见，她端着饭盆走过来坐我对面，聊几句专业课的事，吃完各自收拾各自走。她跟别人话少，跟我倒是能多说几句。董乐知道之后，像捡了宝一样，天天黏着我打探消息：她今天说什么了？她喜欢吃什么？她有没有提到我？
我′说你怎么不自己去问。
他挠挠头，嘿嘿笑，说不是不好意思嘛。
一个看《静静的顿河》看到半夜、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能把全宿舍唱安静的人，在一个女生面前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他挠头的动作把头发揉得乱七八糟，额前那撮永远翘着的头发被他揉得更翘了，和他此刻的心思一样，怎么压都压不平。每个人的胆量大概都是分配好的，有些地方胆大包天，有些地方一溃千里。董乐被分配到暗恋这一块的份量，大概少得可怜。
于是我又成了信使。
他写了一封情书，用的是学校小卖部卖的那种印花信纸，折得四四方方，塞在我手里。我说我去递？他说你去递，你跟她熟。我说这种事你自己去比较好。他说不行，我去了腿软。我接过信，忽然有点恍惚——高中那年在洋河中学，姓顾的同学也是这样把信塞给我的。信纸也是从小卖部买的，也是叠得四四方方，也是“你帮个忙”。那时候我帮别人递情书，自己的心思藏在肚子里，一个字也没递出去过。现在到了大学，自己的心思还是藏在肚子里，信使的角色倒是稳稳当当接住了。
我把信递给她。她接过去，低头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名字，什么表情都没有，把信夹进课本里。过了几天她找到我，说让我转告董乐一句话：还是做老乡好。
我回去跟董乐说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往床上一倒，两只手枕在脑袋后面，盯着上铺的床板看了很久。然后他突然坐起来，说走，去操场跑几圈。我说现在？他说现在。两个人绕着操场跑了五圈，跑完了他在草地上躺成一个大字，喘着粗气，忽然唱了一句“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声音很大，操场上零星散步的人都往这边看。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唱完这句就不唱了。过了一会儿，自己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草屑，说明天吃什么。
这场暗恋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他再也没提过那个女老乡，我也没问。只是有时候在食堂碰见她，我会低头绕开。不是做了什么错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只是一个信使，没有办成事，但也算参与了这件事。那种尴尬是淡淡的，却黏黏的，像手指上沾了未干的油墨，蹭哪都会留下一点痕迹。
1999年5月，美国人炸了我们的大使馆。
消息传到学校的时候，整个校园都炸了。食堂里、教室里、宿舍走廊上，所有人都在议论同一件事。有人拍桌子，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把报纸揉成一团狠狠砸在墙上。那种愤怒不是谁煽动的，是一瞬间从脚底涌到头顶的，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捅了一下。董乐从外面跑回来，手里攥着一张报纸，进门就喊：“你们看了吗？美国人把我们大使馆炸了！”他把报纸拍在桌上，手指戳着头版上的黑体标题，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几天，学生会开始组织抗议活动。写标语、签名、准备游行。我们宿舍八个人全报了名。董乐最积极，熬了一晚上用毛笔写了好几条横幅，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都使了很大的劲。后来游行没有成行，学校出面做了工作，让大家冷静。那天晚上，董乐坐在床沿上，把那条没来得及举出去的横幅叠好，塞进床底下的箱子里。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评论，语调克制而平稳。窗外有同学聚集在操场上不肯散去，嘈杂的人声隔着玻璃传进来，模模糊糊的。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哼起了《喀秋莎》的调子。调子还是那个调子，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但听起来不一样了。好像那首歌忽然有了重量，压在每个字上，让人透不过气。
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学着学长的模样，在城里找了份家教。教的是一个初一的孩子，男孩子，基础不太好，对学习没什么兴趣。我每周去三次，每次两个小时，课时费八块钱。八块钱在当年不算多，但对我来说已经是靠自己挣到的第一笔钱了。孩子的家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里，楼道里没有灯，楼梯扶手锈迹斑斑，跟我们家村口那根铁管焊的电线杆差不多年纪。每次去上课，走到楼下心里都有点发怵——倒不是怕什么，就是觉得这座城市的旧和村里的旧，旧得不一样。村里的旧是敞亮的，旧在大太阳底下；这里的旧是灰扑扑的，旧在阴影里。
那个暑假，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写的就是找家教这段经历。投出去之后，竟然发表了，登在报纸的副刊上，还寄来了150块钱稿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笔稿费。150块，是我半个多月的生活费。拿到汇款单那天，我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把那张薄薄的纸片翻来覆去地看，汇款人的位置印着一行铅字，那行字比任何夸奖都重。
董乐比我还高兴，在宿舍里举着那张汇款单满屋子跑，喊着我兄弟上报纸了我兄弟上报纸了。然后他拉着宿舍里的人一起敲竹杠，说这么大的事不请客说不过去。我没推，真请了。
几个人去学校后门的小馆子，点了好几个菜，一盆酸菜鱼被他们几筷子就捞得精光。董乐举着啤酒杯站起来，说为我兄弟的大作干杯，大家嘻嘻哈哈地碰了杯。150块钱一顿饭就花掉了大半，心疼是真的，但高兴也是真的。那种高兴不是因为发表文章本身，而是因为有人愿意分享你这份不值一提的小小荣耀——在别人看来可能什么都不算，但在那个晚上，在他们碰杯的声音里，它好像真的值得庆祝。
2000年暑假回家，我做了一件事。花了好几天时间，骑着自行车把村里及周边几个村的农田水利设施跑了一遍——灌溉渠、排水沟、泵站、机井，能看到的都记下来。有些排灌站还是分田到户之前修的，年久失修，抽水的铁管锈得不成样子。我在笔记本上画了简图，整理了数据和问题，写成一份调查报告，送到了乡政府。后来听在乡里工作的一个远房亲戚说，那份报告引起了乡里领导的重视，还专门开会讨论过。至于后来有没有落实、落实了多少，我不得而知。但那份调查报告后来也得到了学校的认可，算作暑期社会实践的成果。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是年轻。相信一份调查报告能改变什么，相信一篇文章能被很多人看到，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有所不同。董乐相信苏联歌里那些东西，我相信文字里那些东西。两个人的天真加起来，正好够应付那个年纪。
宿舍里装了程控电话之后，联系起来方便多了。每个人发一张电话卡，插进卡槽就能拨号。但电话是公用的，摆在走廊尽头，谁打电话全楼层都听得见。董乐每次给家里打电话都扯着嗓门，用连云港话哇啦哇啦说半天，打完回来脸上总是笑嘻嘻的，说家里让他过年回去带点特产。我打电话回家，父亲总是那几句：吃了吗？冷不冷？还有钱吗？我一一回答完，话筒那端就会沉默一会儿，然后父亲会说那就这样吧。我挂上电话，在走廊里站一会儿，然后把电话卡拔出来揣进口袋。那张卡和饭卡放在一起，饭卡里存着这个月的生活费，电话卡里存着家里几句简短的回音。
大二这一年，董乐的指甲印还在我手上，副班长退学的事渐渐远了。那个退学的徐州女生，她的名字还躺在通讯录里，偶尔翻到，指尖会在那行字上停一秒。那年暑假我写下调查报告，写到最后一页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写和“小草”有关的东西了。油印小报、蜡纸、滚筒和那间教务处隔壁的小屋，都被时间压在了洋河中学那个夏天底下。可是拿起笔的时候，还是觉得手热，好像那个刻蜡纸的刘伟随时会从背后冒出来，问我：这期头条写什么？
董乐在上铺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下。他又在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窗外路灯亮着，光线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长的亮线。
那一年，我二十岁。我最好的朋友在我上铺，指甲印还在我手腕上。我还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明天早上醒来，他会从上铺探下头来，用连云港口音喊我起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