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没有什么是可以简单粗暴的用政府手段解决的,市场,或者说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政府无能为力的地方。《我不是药神》则将市场、政府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影片一开始就以暗沉的色调解开了故事的序幕。一个中年不得志的印度神油老板——程勇,困囿于四处碰壁的生活,在多方求助无果,倍感生活无望的情况下,遇到了上门求助的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吕受益是一个深受白血病折磨且无力支付高额医药费的病人,找上程勇是为了让在印度有门路的程勇帮忙买格列宁的仿制药,程勇经过百般纠结和挣扎,最后屈服于生活的重压,为了谋利铤而走险,走上了走私印度格列宁的违法之路。
程勇一开始的动机,便是在走私仿制药的过程中谋利、赚钱,这时金钱对程勇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让他明之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程勇的的确确违法了,但是他的行为却也实实在在的为白血病人带来了好处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白血病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这是正面的影响。
影片的转折点,是程勇在专业卖假药的张长林的威胁以及对于自己自身安全的考虑下,放弃了继续走私印度格列宁的道路,并将在印度获取格列宁的途径卖给了张长林,自己从险境中抽身而出,留下了一群可怜的白血病患者。张长林的奸商本质在对于仿制药定价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专业贩卖假药的商人,谋利心态更甚,因而许多白血病患者仍旧支付不起印度格列宁的价格,越来越多的白血病患者死了,其中包括曾经与程勇并肩作战的吕受益。
而此时的程勇在事业上已经稍有成就,昔日的好友死了,或许罪责不在于他,但是看着那些曾经买过他的药的病人们在吕受益的葬礼上那无助、绝望甚至埋怨的眼神,程勇愧疚难当。或许是因为愧疚、或许是一颗悲悯之心,程勇继续走上了走私印度格列宁的道路。但这次,他不再是为了谋利,而是单纯为了那些深受白血病折磨的患者,他以成本价卖出,甚至到后来自掏腰包低于成本价卖出,此时激励他这么做的,完完全全是他的恻隐之心。
影片的最后,程勇被抓了。对于这样一件特殊的案子,基于人性与情理层面的考量,政府对此事件做出了反应:减刑,并将白血病纳入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内。影片就此告结,但是它留下的基于现实意义的思考却永远不会结束。
影片作为社会上相关事件的一个缩影,并非仅仅只起到记录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引发全社会思考和深究其背后的种种因由。就如许许多多的白血病患者目送程勇被送进监狱的那个镜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情与理的矛盾,也看到了人性的良性面,这样的矛盾足以引发我们深刻的思考:究竟程勇这样的行为是为什么?究竟所谓仿制药存在的价值和我们对待它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政府在这个情与理的矛盾中应该做出怎样的决策安排?
从人性激励的角度看——
激励的巨大源泉在于所参与的活动本身:在《我不是药神》中,对于程勇刚开始去印度走私格列宁起激励的是贩卖该药可以获得的财富,因为此时的他急需要钱来维持生活,为老父亲提供医药费,基于自利的目的,此时驱使他前往印度买药的是物质激励,也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第一层,生存的需要。而当他第二次重操旧业、又到印度买药的时候,产生激励的动因改变了,这个时候的他,不再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为了帮助没有能力购买正品格列宁的病人们,这时,起主导作用的是精神激励,也可以说是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第四、五层,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从外部性效应来看——
在存在正外部性时,物品的社会价值大于其私人价值。在《我不是药神》中,程勇无论是刚开始去印度走私格列宁低价卖给白血病人,还是之后几乎成本价卖出,对于白血病人来说,都存在正外部效应,因为对于急需用药却又支付不起正规格列宁的病人来说,印度格列宁在他们的可支付范围内可以说是救命药了,在这个情况下,程勇所获得的私人价值远没有其产生的社会价值那么大,因而走私印度格列宁的行为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是正外部性效应。对于格列宁本身,它能够治愈白血病人,存在的也是正外部性效应。
影片中格列宁的价格奇高,我们不禁会疑惑:为什么原药卖到四万一瓶的格列宁,要禁止成本500元的仿制药进入市场?其实,这其中当然有必须这样做的原因:在药品的研发过程,尤其是抗癌药研发周期可达30年,试用期发现不对还要重来再进入试用期,且药品有专利期限,只能在期限内卖这么贵。据统计格列宁的研发成本在800亿,只有利润高才能挣到钱,从而推动行业继续发展。价格越低,商家无利可图就会减少生产,消费者花钱购买的市场就越小,最后会导致工厂倒闭,甚至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商品的定价,是达到供需平衡后的价格,这是市场规律在发生作用。市场有时候是无情的,它无法兼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无法避免本身存在的弊端。而既然市场无法解决这样的困境,那就应该政府出手了。
政府可以通过给予有外部性的物品补贴来使外部性内在化,显然合法化仿制药在中国是不可行的,那么应该从什么角度使格列宁的正外部性内在化呢?只能通过财政补贴,因为在本事件中,消费者处于被动方,所以应该给予病人补贴,即将白血病纳入医保的保障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的负担。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
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消费竞争性的物品。这就是说,不能阻止人们使用一种公共物品,而且,一个人享用公共物品并不能减少另一个人对它的使用。影片中涉及到的物品,即格列宁和印度格列宁。显然,格列宁当然不可能是公共物品,因为它价格奇高,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也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而是私人物品。
而印度格列宁则需要将其放在事件本身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去,仿制药相对于正品药来说价格低廉,因而它对于急需用药的白血病人来说,排他性较小,竞争性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是公共物品,也正是因为它具备了公共物品的特质,对于白血病人来说是高价值、低价格,而正是这种高价值与低价格之间的落差,促使了其正外部性的产生。而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关于消费和生产的私人决策会引发无效率的资源配置,甚至出现市场失衡的情况,因而政府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学十大原理中有一条: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有些市场处理不了的特殊情况,如影片中出现的正品与仿制品、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的矛盾,通过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来介入可以带来较好的结果。
目前,中国需要一个没有漏洞和使人在遭遇生活困境时免于绝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应该通过立法来明晰主体各方的社会保障责任,建立综合性的城市社会救助系统,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尤其是突发性较强的大病医疗保障。
作为观众,我们不仅通过影片看到了社会问题,更看到了世界的运行方式,也看到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像鱼和水,没有了政府,市场无法正常的运行。同样,没有了市场,政府这片水域就无法保持活力,更别说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了,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保障更多社会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万象,背后总有其规律,理性对待是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