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〇三：“物我两忘”或者“与物同体”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
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不得不说，道理好懂，真正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
《尚书》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出于一己之欲的私心是极度危险的，人出于人之为人之使命担当的行道之心又是微渺易失的。两者其实是同一颗心，只有不断涵养、磨砺它使之精诚如一，才能自在中道——常处“发而皆中节”之和，才是不失大本、达道。
《尚书》这段话实际上是上古之书记载的尧帝传位给舜时的特别交代，后来，舜帝传位给禹时，把这段交代又传给了禹。很显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是经过尧舜禹时代文秘班子深度加工的。这十六个字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根本心法。
孔子在这个心法基础上，提出了“克己复礼”，以“吾道一以贯之”传法于自己的弟子曾参，甚至也将自己的孙子子思托付给了这位传法弟子。曾参不负老师期望，不仅自己完成了《大学》的编纂，明确了“大人之学”的根本要义与方法步骤，而且帮助子思编纂了《中庸》，作为孔门心法的基本“教科书”。
《大学》的要义在“学为圣贤”——“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后来从子思手里接过接力棒，针对告子所讲的“食、色，性也”，提出了“良能良知”，使人和禽兽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换言之，要么沿着“大学之道”学为圣贤，要么背离“大学之道”终为禽兽，要么在“良能良知”的引导下“学为圣贤”，要么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终为禽兽”。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最根本的人生走向选择。
在这里，王阳明所讲的“世间知学的人”，指的便是明晰“大学之道”，选定了要在“良能良知”的引导下“学为圣贤”的人。
《中庸》的要义在“至诚如圣”——一个人真正做到至诚时，便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便能与天地一道化育万物，与天地并立为“天地人”三才。这个“至诚”，说到对就是去除各种遮蔽良知的迷障。
乍一看，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两部分：物与我。王阳明首先领悟到“意之涉着处是物”，物是无所谓客观、无所谓主观的。人心发动后便产生了意，意之停留处便是“物”。所以，脱离了人的觉知，人心所感之物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物与我又是一体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推演，才有了“与物同体”的观念。商汤讲“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时，“万方”与我是同体的。周武王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时，天下“百姓”与我是同体的。陆九渊讲“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时，宇宙与“我”是同体的。王阳明讲“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时，天下人的心与“吾之心”是同体的。既然是同体的，便没有偏颇意义上的物或者我。反过来讲，只有无我、无物也就是物我两忘的情况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与物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障蔽人心的无非私欲，而私欲无非是执着于物或者执着于我。
阳明先生感叹说：“世间觉知到要好学上进的人，只要这些关键的毛病、痛点不能打破，就不是孟子所讲的‘善于人同’”。
欧阳崇一接着说：“这些关键的毛病、痛点只不过是好高骛远，不能真正做到舍弃一己之私——‘与物同体’罢了。”
欧阳崇一点出了这个痛处——阻隔向学之人“学为圣贤”的堵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能真正做到“与物同体”——或者执着于物不可自拔，或者执着于我不可自拔。说到底便是“好高不能忘己尔”——好高骛远，不能真正做到舍弃一己之私，真正笃信和实践“与物同体”。
现实生活中，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不如意”，说到底便是“好高不能忘己”造成的。好高便无法安于低，骛远便不能迁就近，不能忘己便必然忽略了人与物、人与人本是一体同然的，便必然会在私的立场上失于偏颇。
在“学为圣贤”的精神进化之路上，或者“物我两忘”，或者“与物同体”，其实“物我两忘”了，自然而然也就做到了“与物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