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据她回忆说，那天有很大很大的风。
似乎是命，那风，从她降生起，就带着粗粝的哨音扑面而来，卷着黄土，也卷着人世间无从躲避的寒凉。
她的一生，仿佛是被那场席卷一切的风一样的“动乱”与“饥饿”垫了底的。
她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如何将一把米熬成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如何将一块粗布缝了又缝、补了再补的学问里熬过来的。
她时常和我说，那种贫穷与匮乏，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的记忆。
然而，说来也怪，那样的土壤，竟未曾生出尖利的刺与坚硬的壳，反倒孕育出她一颗异乎寻常的、浆汁饱满的善良的心。
但或许就是这善良，让她一辈子受尽委屈和苦难。
我常常想起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不管冬夏，它都高高大大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母亲就常常坐在那树下的石墩上，或是做针线，或是愣愣地出神。
她的脸，早已被岁月与田间的野风，雕刻成一副沟壑纵横的模样。
可她的眼睛，望着远处田野尽头那一条蜿蜒的土路时，偶尔还会闪过一丝属于年轻时的光。
那光，极淡，倏忽即逝，却让我猜测着，在“母亲”这个身份之下，那个曾经也有过别的名字、别的可能的姑娘。
她的婚姻，便是那善良结出的第一枚苦果。
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舅舅的婚事成了悬在头顶的一块巨石。若娶不上媳妇，便是断了香火，是天大的不孝与不幸。
于是，像一桩最古老的物物交换，她被许给了素未谋面的父亲，换来的微薄彩礼，正好可以成全舅舅的姻缘。
她没有哭闹，甚至没有一句怨言。只是在一个清晨，默默地收拾了一个小小的包袱，那里面是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外婆送她到村口，拉着她的手，眼泪扑簌簌地掉。
母亲却只是替外婆擦去泪水，低声说：“娘，回吧。哥成了家，就好了。”
她便是怀着这样朴素得近乎悲壮的念头，走进了父亲的家里。
而那时父亲的心里，早已住着另一个影子。
那是他的青梅竹马，一段被贫穷和家庭阻隔了的姻缘。
母亲的出现，于他而言，并非救赎，而是一种横亘在理想生活前的、活生生的障碍。所以，他对她没有感情，更遑论责任。
他的心，像一口幽深的古井，母亲投下去的所有试探与温存，都听不见一丝回响。
于是，争吵成了这个家里最寻常的声响。为了一顿饭的咸淡，为了田里农活的先后……甚至，为了彼此一个不经意的眼神。
父亲的怒火，常常像干燥的柴禾，一点就着，带着对命运的迁怒，尽数倾泻在母亲身上。
而母亲，从最初的沉默退让，到后来，也被这无望的生活磨出了一身的尖刺。她用同样高亢的声音回击，用最琐碎的抱怨填充着空洞的岁月。
那些话语，像碎玻璃，扎在彼此心上，也落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亮晶晶的一片，闪着寒光。
近五十年的岁月，就在这吵吵闹闹、磕磕绊绊中，踉跄着走过来了。
如今，他们都老了。
父亲的背佝偻了，骂人的声音也不再那般洪亮；母亲的头发白了，争吵的频率或许低了，但那股彼此对抗的劲儿，却像呼吸一样，依然存在。
有一次，我回家，正碰上他们为了一台旧收音机的去留争执。父亲要扔，母亲不肯。声音越来越高，陈年的旧账又被翻出。
我站在院子里，听着那熟悉的、令人疲惫的喧嚷，心里一阵烦闷。
母亲最后喊出一句：“我这辈子，算是毁在你手里了！下辈子，就是死，我也不嫁给你了！”
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几只麻雀在墙头叽喳。那句话，像一块冰冷的铁，沉沉地砸在地上。
我知道，这是她的真心话，是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委屈与不甘，最凝练的总结。
然而，话虽如此——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灶台上煨着父亲每日要喝的中药，她正小心翼翼地将漆黑的药汁滤到碗里，用勺子轻轻搅动，然后凑近了，吹着气。
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照料一个婴孩。
阳光从窗格斜射进来，仿佛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父亲有腿疼的毛病，天气一变就发作。
母亲总会提前找出厚厚的护膝，放在他床头，嘴里却还要念叨：“叫你年轻时不注意，现在知道受罪了吧！”那念叨里，听不出多少柔情，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几乎成为本能的牵挂。
她依然为这个家操着无尽的心。院子里的鸡鸭，地里的几垄蔬菜，孙儿的冷暖，乃至父亲那老旧的自行车胎气足不足，都是她心上的事。
这个由一场交易开始的家，这个给予她最多痛苦与挣扎的所在，却也成了她全部的世界与支点。
她仿佛是一株藤，当初被随意地栽种在这里，土壤贫瘠，风雨无情。她挣扎着，扭曲着生长，甚至憎恶这方土地。
可年深日久，她的根，却已深深地、密密地扎了进去，与这片土地的血肉筋骨，再也无法分离。
我渐渐明白，母亲那一句“下辈子不嫁你”的决绝，与这一日复一日的“操心”与“关心”，并不矛盾。
那是对命运安排的抗拒，而这是对已然如此的生命本身的负责。
她的渴望，从未熄灭。
只是那渴望，早已不是少女时代关于才子佳人的绮梦，而是化作了更具体、更微末的东西——或许是儿孙绕膝时的一刻安宁，或许是父亲偶尔一次平和的对谈，又或许，仅仅是那棵老槐树，在春天如期开出一树繁密的、甜香的白花。
她的爱情，早死在了五十年前的那个清晨。但一种更为广阔的情意，却在之后的岁月里，于废墟之上，悄然萌生。
那不是爱，至少不全是。
那是一种习惯，一种道义，一种在长期共同抵御生活风霜中形成的、类似战友之谊的联结，更是一种东方女性特有的、将自身价值融入家庭存续的坚韧哲学。
前些日子，我帮她整理旧物，在一个斑驳的木匣子底层，发现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布。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对早已褪色的银耳环，式样极为简单。母亲看见，眼神恍惚了一下，随即平淡地说：“哦，这个啊……嫁过来时，你奶奶给的。嫌碍事，一直没戴过。”
我摩挲着那冰凉的小物件，心里蓦地一酸。这或许是她那场毫无光彩的婚姻里，唯一的、也是从未被她享用过的信物。
它沉默地躺在匣底，见证了一个女人一生未曾言说的、对美的微弱渴望。
我将耳环放回原处，合上匣子，仿佛合上了一段无声的历史。
夕阳西下，我又看见母亲坐在了老槐树下的石墩上。
金色的余晖包裹着她瘦小的身影，像是给她披上了一件温暖的袈裟。她的目光，依旧望着远方，平静，甚至有些许安详。
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我忽然觉得，母亲就像这棵老槐树。
它的树干，布满疤痕，记录着每一次风雨的侵袭；它的姿态，因抵抗而显得扭曲。但它依然站立着，用深扎于大地的根，用伸展向天空的枝，一年年地吐出新绿，开出自省而微甜的花，沉默地荫庇着树下的一方土地。
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她的挣扎是真实的，她那微小而执拗的渴望，也从未停止过搏动。
但，她从没有沉沦于这不幸。
她用她那源自苦难、却又超越了苦难的善良，用她那近乎地母般的忍耐与包容，将一段千疮百孔的婚姻，走成了一条虽崎岖但终究通向了光明的路。
